是被抽去了魂。我见过她坐在自家门槛上，手里拿着枝娘绣的那方帕子，就那么坐着，叫她也听不见。”
“福生倒是不哭，他从头到尾没掉一滴眼泪。可有人看见他一个人坐在山坡塌方的那片碎石堆上，弓搁在一边，就那么坐着。”
“安儿去他家跪了两个时辰，最后福生把他拉起来，只说了句以后别来了。”
“安儿他爹去他们家，也是一样，我们两家人再没有说过话。”
“枝娘下葬后，安儿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整整两日。第三日早上他打开门走出来，不哭了，可也不怎么说话了。我叫他，他应，我问他饿不饿，他也吃。但那双眼睛像是被什么东西蒙了一层灰，看什么都看不进去。门也不出了，书本也不碰了，整日整日地坐在院子里发呆，一坐就是一天。”
“后来他爹做主，说不能再在西坡村住了，再住下去这孩子的命就没了。我们把家里的薄产变卖了，搬来了义昌镇，想着离了那片伤心地，他兴许能慢慢缓过来。”
她顿了顿，将茶盏放回桌上。
“搬到义昌镇后，他确实好了些。不那么发呆了，有时候也肯说几句话，但人还是闷，我总觉得他心里还有一块是死的。后来就是他十五岁那年，出门给他爹送东西，半路淋了一场大雨。回来就发了高热，烧了两天，出了一身红疹子。”
“疹子退了之后，”她抬起眼，目光有些恍惚，“他开始重新捡起书本读书，也愿意见人了，有时候还会跟我开几句玩笑。我那时候是高兴的，以为他终于走出来了，以为自己苦熬了这么些年，总算是熬出了头。”
“可后来，”她的声音颤了一下，“后来的事，并非我想的那般。”
她把双手重新交叠在膝上，眉头皱起。
“ 他十六那年，能说亲了。媒人上门，他连人家姑娘的名字都不肯听。我劝过，他爹骂过，我哭着求他，他就只说一句‘娘，别逼我’。四年前，他爹也病故了，家里就剩我们母子二人，说亲的事便再没人提了。”
郑母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抬起眼看着她们。那双清亮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不是哭出来的，是这些年一点一点熬出来的。
“安儿有时候会变得很奇怪。好好地坐在那里，忽然就换了个人似的。说话的声音不对，脸上的表情也不对。有一回他坐在窗前看书，我给他端茶进去，他抬头看我，那眼神，不是我儿子的眼神。我说不上来是什么，但就是不对。”
“他还会自己跟自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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