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怀安一滞。
“我每日经手的，是各学校的经费预算、教职员薪俸审核、课本审定、学产管理……最要紧的，也不过是筹划秋季各校的开学事宜，防止学生闹事。”
林崇文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深深的疲惫，那是日复一日案牍劳形、如履薄冰积累下的倦意，“密云的惨案，是真的。
但真的，又怎么样？
报上登了，是新闻。
不登，就没人知道了吗？
知道了，又能怎样？
外交部的大员们尚且只能抗议、交涉，我一个管学校杂务的科长，除了看着，还能做什么？
我每月那点微薄薪俸，要养家，要应付同僚上司的人情往来，要维持这教育部街的体面，还要按时寄钱回海淀，帮你爷爷撑着他那点‘诗书传家’的门面……怀安，你说，我能做什么？”
这一连串平静甚至有些冷漠的反问，像一盆冰水，浇在林怀安心头那团灼热的困惑与愤懑上。
他张了张嘴，却发现无言以对。
父亲说的每一个字，都沉甸甸地压在现实的土地上，让他那些基于热血与义愤的诘问，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所以，就什么都不做吗？”
林怀安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不甘。
“做？”
林崇文抬起眼，目光锐利地看向儿子，“怎么做？
像你那些同学一样，上街游行？
喊喊口号？
然后被警察驱散，抓几个带头的人，关上几天，再让学校家长去保释出来？
除了在档案上留下污点，除了让家人担惊受怕，除了给上司和同僚添些谈资和麻烦，能改变什么？
能让密云的死人复生？
能让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掉头？”
他的语气并不激烈，甚至算得上平缓，但字字句句，都像针一样，刺在林怀安心上。
“怀安，你长大了，看到了一些事，有了一些想法，这很好。
但想法归想法，现实归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