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于系统性地关闭了向外部世界学习的窗户。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古人尚知行合一。
而我们，却将自己的精英阶层禁锢在四书五经、八股文章之中，禁锢在这片看似广袤、实则信息闭塞的土地上。
整个统治阶层和知识界，对世界剧变的认知，只能依靠传教士翻译的零星书籍、商人带来的道听途说，形成了一个可悲的、扭曲的 ‘信息茧房’。
在此茧房中，天朝上国的迷梦如何能醒？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此之谓也！”
“当欧洲的商船，不仅运来白银和商品，更运来了工业革命的成果和近代民族国家的武力时，清朝从上到下，从制度到思想，都没有做好准备。
允许外国船只来贸易，和允许本国人民出去学习，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开放’。
清廷选择了前者（并加以百般限制），而坚决杜绝了后者。
这使其无法获得现代化所必需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视角、新人才。
从而在近代化的竞赛中，彻底掉队，一步慢，步步慢，终至万劫不复。”
“今日，我们回望这段历史，”
谌先生收回目光，看向台下神色各异的年轻面孔，语气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慨与希冀，“并非仅仅是为了鞭挞先人，抒发愤懑。
历史无法假设，但教训必须汲取。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之叹，言犹在耳。
当我们为《塘沽协定》而痛心疾首时，是否更应深思：
今日之中国，是否已真正打开了心扉，睁开了双眼？
是依然在被动地应对，还是在主动地求索？
是只满足于引进些机器、技术，还是敢于在思想、制度、文化的更深层面，进行勇敢而审慎的革新与融合？
是依然热衷于内耗、空谈，还是能真正团结一心，‘开诚心，布公道’，凝聚全民族之力，以应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后续狂澜？”
“这些问题，”
他缓缓合上讲义，声音虽低，却字字千钧，“没有现成的答案。
答案，在诸位的思考中，在诸位的选择中，更在诸位未来将用脚去走出的道路上。下课。”
谌先生微微颔首，拿起讲义，步履略显蹒跚地走出了教室。
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来，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