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第一句话是：“别管我，把那个汝窑的盘子再拿近点，我刚才没看清釉面的开片走向。”
三天后，陈老出具了第一批陶瓷器的初步鉴定报告。报告里有一句话被江涛用红笔圈了出来：“经初步鉴定，此批陶瓷器中，有十七件与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流失文物档案记录完全吻合，可确认系抗战期间从故宫南迁文物中劫走之藏品。其中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无纹水仙盆，全世界现存汝窑器不足百件，此件与台北故宫所藏之无纹水仙盆系同一窑口、同一批次出品，堪称国宝中的国宝。”
第三组由马主任负责青铜器的鉴定。柳絮带回来的青铜器数量不多，只有四十多件，但每一件都是重器。商代晚期的饕餮纹方彝、西周中期的毛公鼎残片，虽然只是残片，但上面铭文的字数比现存台北故宫的毛公鼎还要多出二十三个字。马主任在看到这片残片的时候，沉默了很久，然后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
他的老师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亲眼见到毛公鼎的全貌。他在鉴定报告的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此残片铭文内容涉及西周中期土地制度，学术价值不可估量。建议与台北故宫所藏毛公鼎进行联合研究，以期还原全鼎原貌。”
第四组由孙教授和林教授负责古籍善本和档案文献的整理。这是工作量最大、信息密度最高的一组。柳絮带回来的纸质档案装了整整四十三个板条箱，包括日军在东南亚各地的贵金属征收清单、资产转移明细、瑞士银行账户凭证、与中立国财团的秘密协议副本，以及山下奉文与东京大本营之间的加密电报往来。
其中一批用日文和英文双语书写的文件引起了林教授的高度警觉，那是日本军方与瑞士某银行签订的秘密托管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了战后资产处置方案。换句话说，这批文件证明了日本在战败前就已经在系统性地转移和隐匿战争掠夺资产。
“这已经不仅仅是文物问题了，”林教授在向工作组汇报时说道，语气凝重，“这是战争罪行的证据链。这些文件如果公开，将彻底改变国际社会对日本战后赔偿问题的认知。”
第五组是由郑研究员负责杂项类文物的整理，珠宝、翡翠、牙雕、漆器、金银器、丝织品，以及大量无法归类的珍贵材质制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缅甸皇家翡翠，水头之足、色泽之艳、工艺之精，让几位见惯了故宫珍宝的老专家都啧啧称奇。
郑研究员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一件翡翠白菜摆件，与台北故宫的翠玉白菜在材质和工艺上极为相似，极有可能是同一批翡翠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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