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不是那种嘲讽的笑，不是那种无奈的苦笑。是一种玛丽从未见过的笑——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藏，像是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他说，“我书房里那些书，那些法律书，那些关于刑侦的书，没有一本提到过这个。”
玛丽愣住了装作奇怪的样子问。
“没有？”
“没有。”他摇摇头，“他们讲证据，讲口供，讲推理。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留下的印子，可以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是永远无法抵赖的。可以是比任何口供都更可靠的证据。”
他顿了顿。
“你写的这个故事，比他们那些书都更聪明。”
玛丽站在那里，心跳快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
“真的？”
“真的。”
班纳特先生伸出手，按在她肩膀上。那只手很轻，但很稳。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他说，“但我想让你知道，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故事之一。不是‘九岁孩子写的故事’，是‘故事’。是任何人写出来，我都会觉得好的故事。”
玛丽的眼睛忽然湿了。
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谢谢您。”她说，声音闷闷的。
班纳特先生没有再说别的。他拍了拍她的肩膀，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回过头。
“你接下来打算写什么？”
玛丽抬起头，看着他。
“弗朗西丝·沃斯通的第二案。”她说。
他点了点头。
“写完了，再给我看。”
——
那天晚上，玛丽躺在床上，把那叠稿子抱在胸口。
她睡不着。
父亲的眼睛是红的。他说他读了三遍。他说这是他读过的最好的故事之一。他说“写完了，再给我看”。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枕头湿了一小块。
不是因为难过。
是别的什么。
她闭上眼睛。
弗朗西丝·沃斯通。
第二案。
她已经在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