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先撞门，站在门后的人可能是你。”我回答小葵，“黑下来，想看外面的人会自己开门。”
小葵没有谢我。她只把一长两短的暗号重新教给两个新来的人，又要求把牛皮纸袋换掉。原来的封口被我拆过，不能装作从没打开。
这件事以后，澜城第一次有人记住“阿川”。不是因为我会打，而是因为一盏断掉的灯、一张供货附页，以及我没有顺着郭老板留下的那扇门追出去。
月底，顾北山把账本推到我面前。扣掉木牌、加给收银员的工钱和少量折损，酒水净收入比实行木牌前多出一万六千余元。
“想加多少？”顾北山问。
我没有要固定涨薪。我提出，以前四周的平均净利为线，往后超过的部分，我拿千分之五；没有增加，便只领每月八百。
顾北山看了我很久，叫黎真写成两份。三个人签字时，他把算盘转了半圈，珠子全朝我这一边。
第一个月，我分到八十三元。钱不多，却不是谁赏的。那张协议被我锁进床下铁盒，和旧书放在一起。后来铁盒里装过房契、印章和能买下几条街的钱，我仍把那张八十三元的纸压在最底下。
入冬前一个清晨，后门有人敲了三下。
阿木站在雨里，怀里抱着鱼市那条旧毛巾。他两天没被范魁点工，听说白鹭缺搬酒的人，沿老街找了一夜。
他那时只会叫我一个字：“川。”
我领阿木吃完一碗粉，才带他去见顾北山。
“鱼市的人，你准备一个个都捡回来？”顾北山问我。
“只这一个。”我说，“他分过我半碗粉。”
“睡哪儿？”
“我那张床分他一半。”
顾北山让阿木试搬六箱啤酒，又让我对当天库存负责。阿木搬完没有坐下，先把墙边空瓶按商标摞齐，再把三色木牌一块块排好。
顾北山看了一会儿，在工资本上添下一行名字。
那天，阿木还认不全中文数字。几年后，澜城送往夜里的酒、车和人，都要先经过他手里的一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