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让他们叫贺老板？账还是公司的。”
我说：“称呼可以叫错，签字不能错。”
他回答：“他们认的是叫错的称呼和这张脸。全改对，赊账就没了。”
那是事实。修理铺不欠我们纠正姓名的义务，也有权只与熟悉的人做生意。若强迫对方相信一套澜城总部设计的流程，车坏在北线时先付现，司机要带更多现金，风险反而更高。
我们采用过渡办法。阮文山以真实姓名签修理单，旁边保留“青川公司北线经办”，不再签我的名字；赊账额度按过去六个月平均降低两成，月末由公司直接付款；逾期三天，修理铺可同时找他和黎真。称呼随对方，不写进合同。
两家中一家接受，另一家坚持只认旧方式。我们付清旧账，停止赊购，改与另一处较远的修理站合作。第一年多花近两万元拖车和时间。这个代价没有证明我们高尚，只证明纠正一项长期便利，确实要付钱。
阮文山对这笔损失一直有意见。他认为我在澜城坐办公室，却让北线司机为一行名字多等半天。一次蓝车在山路坏水泵，新的修理站没有配件，司机等了十七小时。原修理铺明明有货，只因账户已停，不肯赊出。
阮文山拿自己的钱买下水泵，当天让车上路。他回来报销时，黎真按紧急采购付给他，另问为何没有先打电话。他说山里电话坏了，若走新流程，床单第二天到不了石岭。
我没有因结果正确便当作流程无用，也没有要求他赔。我们在所有北线车上设定小额紧急金，每车五百元，两把封签，使用后由司机、收货人和维修方三处证明，四十八小时内补单。金额超过五百仍需联系；无法联系又涉及人员安全，可以先处置，再由独立三人复核。
阮文山说：“你总想让纸跟上每辆车。”
我回答：“纸跟不上，人回来后要把路说出来。不然下一个司机只知道你能破例，不知道为什么。”
他接受了紧急金，却要求每次复核不由我单独决定。北线人员认为总部天然不信任他们，若所有例外都等我评判，只会逼大家把真实情况写得更像规定。我同意由一名总部财务、一名非当事司机和一名当地合作方共同核，结论公开在车场。
规则因此不再只是从白鹭往外发，也开始从北线往回改。
同年十二月，石岭一名客人遗失皮箱。旅店监控拍到箱子被青川车辆带走，车单却没有登记。当地老板直接找“贺青川”，门房拨给阮文山。皮箱最后在河亭仓库找到，是装卸工误把它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