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一切，实际每一次不通报也可能让无关者暴露在风险里。
我后来问顾北山，若早告诉我，会怎样做。他说我会查电话、换宴会、找阮文山，最后仍用“示形”看谁动，只是自以为准备更多。他不完全信我的办法，尤其假酒之后看见我愿意让最赚钱的店作饵。
我说停酒不是拿人作饵。
顾北山回答：“车、店和名字后面都是人。你算到最后，容易只看见哪一项能承受。”
这句话在阮文山死后才真正落下来。
诊所册还有一项旧记录：阮文山二〇〇七年曾因失眠取过七天药，剂量很低，不足以致死。旧港认错书后来写他独自服药，正利用了这项真实病史。拿到收费编号的人未必见过全文，只要知道他取过药，便能写一个看似合理的死法。
医生在旧港尸检初步说明里否定单纯服药。真正死因仍需调查，认错书便失去“自然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幕后人后来安排钢钉、关押和多种互相冲突的动作：参与者各自用半份真资料，补了自己认为最稳的一层。
北郊诊所没有替青川破案，也没有认识任何大人物。它只在多年里保留同一道疤、同一个真名和六次普通复诊。六十三处产业的电子账可以被人试密码，河内登记可以换负责人，一本小诊所的收费册反而成了最难改的东西。
顾北山把册子放进布袋以后，仍每天到白鹭靠窗位置坐。他不参加周年宴筹备会，却确认自己会在八月十八日晚到场。活动公司给他安排主桌左侧，他改到靠后门的位置，说耳朵怕音响。
有人在代理表上看见这一改动，第二天又把座位换回主桌。顾北山第三次改回靠门，没有签活动单。周年宴当天，他的主桌座位仍会空着，淡茶却照常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