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联系卡。卡上没有我的私人号码，有中立保管、公司档案、外部律师与紧急安全四条路径。什么情况打哪一条，谁能看什么，写在背面。家属收卡，不必因此给公司新的住址或家庭资料。
下午四点，两个透明硬套按来时顺序装回各自箱里。
上一年最后一夜，我在夜账里写过，十五份在手，两份位置已知。开完这次会，数字仍是十五。若只看拥有，青川什么也没多；若看权利，两份纸都失去了被一封“白立转”带走的可能。
赵坤在电梯里问：“没拿回来，算赢吗？”
“不算赢。”我说，“算不再输得不明不白。”
电梯到一楼，梁仲平已经站在门外等车。他没有一群人护送，只有律师和一名文员。车也只是普通黑色凯美瑞。职业债权人不靠排场吓人，他们最贵的东西装在两只普通档案箱里。
他临上车前告诉我，合原会参加青川未来平台的尽调。
“谁邀请的？”我问。
“赵先生的方案里有专业机构席位。”
赵坤没有否认。他的一月十五日报价还有十天有效，新公司的方案却已经让对方看过。若是十二年前，我会把这件事理解成他越过我布阵。那天我只问他给合原看了哪一版。
“没有资产明细，只有结构。”赵坤回答，“我需要知道最后两份纸会不会堵门。”
“现在知道了？”
“知道它们不堵门。”赵坤把外套扣上，“它们要坐进门里。”
一月五日的风很干。中立事务所门口没有河内雨季那种粘在鞋底的泥，两个档案箱却让我想起初到澜城时背过的帆布包。那时我没有身份，只怕别人不让我进门；十二年后，我有三家酒店的真实股份、一张城市关系网和能接电话的外地伙伴，怕的却是一个有完整授权的人按正常手续坐进来。
最后两份纸先来开会，没有归我。
它们留下两张空椅子，等我们自己决定谁能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