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他知道校长未必能给一个完全准确的答案。
果然,对方只是说:“你开始知道自己哪里不行了。”
这句话听起来甚至不像表扬。
原既白却笑了一点。
校长也笑。
“高一时候你不是这样。”
这一点原既白承认。
那时他很容易把理解快当成理解完整,把看见结构当成事情已经结束。高中三年真正改变他的很多东西,并没有出现在最后成绩单上。
校长接着说,学校准备从下一届开始做一点小调整,不是搞新的“拔尖班”,也不是因为出了江遥就全校搞竞赛,而是想让几个学科组真正有权长期跟踪一些特征非常明显的学生,包括理科、文学、艺术、工程实践,不只看总分。方案还没成熟,所以今天只是想听听他的直觉。
原既白听了很久。
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学生就觉得没资格说,也没有因为刚毕业就假装懂教育。他只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谁来判断?”
校长显然已经想过。
“这就是最难的。”
一个老师觉得某个学生有天赋,另一个老师可能认为只是偏科;竞赛老师喜欢极端能力,班主任则必须考虑整体学习;家长还会担心风险。任何识别机制只要建立起来,很快就会变成新的评价体系,甚至产生新的标签。
原既白又问:“如果判断错呢?”
“肯定会错。”
校长没有回避。
“那怎么办?”
这一次轮到校长停。
“可能只能让错的代价小一点。”
原既白抬头看他。
校长说,现在他越来越觉得,学校不一定有能力准确判断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但至少可以少做一件事:不要因为暂时看不懂,就太早把路关掉。江遥如果在第一次省选失败以后被劝回常规高考,今天不会有那块金牌;可反过来,也不能因为江遥后来成功,就要求每个竞赛失败的学生都继续坚持。
没有标准答案。
原既白听着,忽然觉得这比下午礼堂里的任何“学习经验”都更像大学以前最后一课。
不是老师给答案。
是成年人也承认有些问题没有答案。
谈话快结束时,校长从桌上另一摞材料里抽出一份纸递给他。
“你帮我看一个东西。”
是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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