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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遥几乎立刻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
她虽然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用结果倒推历史,真正整理框架时,还是本能地站到了后来人的位置。“旧”这个字已经把后来的胜负放进去了。
她把幻灯片往前翻一页,重新看自己写的标题。原来觉得非常整齐,现在突然显得有点粗暴。她没有急着辩解,只说:“这里叫当时占主导的体系更准确。”
屏幕里那个喜欢物理史的男生接了一句,说甚至“体系”也要谨慎,因为后人整理出来的完整结构,当时未必由任何一个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持有。有人在大学课堂里这样教,有人在宗教机构里那样理解,医生、航海者、工匠和天文学家面对的又可能是不同版本。
江遥下意识想追问:那到底怎样描述才准确?
话到嘴边,她自己停住。
这正是这本书让她难受的地方——有些现实不是等着一个更精确的单一概念取代粗糙概念,而是它本身就分散。
她继续往下讲。
原来准备四十分钟的内容,真正说到二十分钟以后已经被打断很多次。有人对她把“实验”当成现代科学关键特征之一提出异议,说早期不同传统里的实验含义并不一样;有人问她为什么几乎没讲宗教,江遥承认自己读那几页时最不熟,准备得也最少;顾苓又指出,她在总结某位思想家时用了“摆脱传统束缚”这样的表达,可对当时的人来说,传统本身可能正是理解世界的资源,而不是一堵纯粹需要推倒的墙。
江遥没有觉得被冒犯。
但她确实第一次在一个自己不是最有准备的人群里不断暴露盲区。
这种感觉和世界赛不同。
世界赛上碰到不会的题,她至少知道自己在同一套物理语言里;现在有人提到一幅画、一场宗教争论、拉丁文里的一个词义变化,她连那个问题为什么重要都需要先听别人解释。
最明显的一次发生在讨论“时间”的时候。
顾苓提到中世纪欧洲钟表普及与人们日常时间感之间的变化,又顺手说起绘画里空间与时间的组织。江遥问了一句透视法和科学史有什么关系,顾苓没有直接回答,只把自己电脑里存的一幅文艺复兴绘画共享出来。画面里建筑线条向远处收束,人物位置和观看者视点被组织得非常明确。
“你看这个。”顾苓说,“画面第一次越来越像一个可以从固定观察点测量的空间。”
江遥盯着屏幕。
她当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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