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港的饷税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每艘船按照船只大小收钱，最大的可以达到两千一百两，最小的也需要五百两。
除了王商之外，另外一群参与海洋贸易的就是官商，这批商人在经营方式上与王商一样，区别只是，其背后的资本来源不是郑家，而是郑氏海商集团的其他成员，郑彩、郑鸿逵、施福等一干郑家的高层都有参与，区别只是多寡而已。
王商和官商都可以称之为特权商人，与之相对应便是散商。
这些散商没有大明朝廷或者郑氏海商集团的背景，是自由商人，他们人数很多，而且资本微薄，在大部分时候，散商的资本只有一二百两，有记载的一个最穷的散商，来自四川的王贵，跑了一趟长崎贸易，就赚了十二两银子。
散商们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船，他们没有自己的船，实力比较强的散商会一起造船，贩卖货物，甚至把多余的舱位出租出去，海述祖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大部分散商因为实力弱，会合租别人的船，或者索性租船上的舱位。
因此，一艘船上往往有几十个散商，因为没有船，散商们就无需购买行水令旗，但需要支付租赁舱位的费用。对他们来说，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商船，是能否做到买卖的重要因素。
这艘船要购买了行水令旗，且拥有贸易经验，才会成为首选。显然最好的船就是王商和官商的船。
有些实力比较强，或者合作时间比较长的散商，也可以从郑家借到贷款，甚至可以一跃成为官商。
显然，当时大明所有参与对外贸易的人，都或多或少与郑家打交道，他们或者是郑氏海商集团的一员，或者受其影响。这便是郑芝龙被称之为闽海王的原因所在。
也就是为什么郑彩会把手里的账本开出六十万两的价码，李肇基认为其价值百万两的原因。
账本上的所有人，不论特权商人还是散商，都欠郑家的钱，只要这些人还想投身于利润巨大的海洋贸易之中，就要把这笔本金交给郑氏海商集团的继承者，也就是李肇基的东方商社。
李肇基是通过何斌等人了解到了郑氏海商集团的这些贸易机制，并且深深的佩服郑芝龙这个家伙在赚钱上的优秀天赋。他完全就是在做无本的买卖，然后赚取了最极致的利润。
行水令旗就是坐地收税，而出资贩洋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办法。
无论是特权商人还是那些有资格向郑家借贷的散商，其并非完全只和郑家合作，就以温百陵为例，他与郑家的买卖只是占据了家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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