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为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围绕土地出让和开发所产生的土地财政得以登场。1998年，单位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确立地方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能力，城市土地的真正价值开始呈现。施行“招拍挂”制度后，各地政府大量征收农民土地然后有偿转让，土地财政开始膨胀，土地财政不仅包括巨额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还包括与土地使用和开发有关的各种税收收入，且其中大部分税收的税基是土地的价值而非面积，税收随着土地升值而猛增，地方政府在土地转让带来收入的同时，也要负担相应支出，有时往往入不敷出，但地方财政本来也不是靠卖地来赚钱，真正靠的是土地开发之后吸引来的工商业经济活动。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一方面继续低价供应大量工业用地，招商引资，另一方面限制商住用地供给，从不断攀升的地价中赚取土地垄断收益。土地财政的实质是房地产财政，商住用地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土地财政有种种弊端，但确实是过去数年城市化和工业化得以快速推进的重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需要通盘考量税收和土地，平衡税收收入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以达到总体利益最大化。土地的资本化运作，本质是把未来的收益抵押到今天来借钱，因地方官员任期有限，很容易搞面子工程，使投资质量下降，收益不高，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此外，在全国范围内，土地资源和建设用地分配很难优化，如果竞争不能让资源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地方，那这种竞争就和市场竞争不同，无法长久的提高整体效率。实现经济更高阶段发展，必须提高土地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效率。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拿走了收入的大头，支出的大头仍在地方，地方收支差距由中央转移支付来填补，但总体能补上，并不等于每级政府都能补上，不等于每个地区都能补上。因上级权威高于下级，越往基层分到的钱越少。基层政府为增收，便向农民乱收费，三农问题成了21世纪初政策和改革的焦点之一，2006年1月1日，农业税彻底废止，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终结了农民缴纳了千年的“皇粮国税”，这得益于我国加入了WTO后工商业飞速发展，国家财政不再依赖于农业税费。为减轻基层财政压力，通过改革加大了上级的统筹和转移支付力度：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国家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在转移支付制度中加入激励机制，鼓励基层政府达成特定目标，并给予奖励；把基层财政资源向上一级政府统筹。这些改革的效果和未来走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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