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如果这类优良的抵押物或者有政府信用担保的企业越来越多，那银行就有动力不断扩大信贷规模；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这与“影子银行”的兴起有关，所谓“影子银行”，就是类似银行的信贷业务，却不在银行的资产负责表中，不受银行监管规则的约束。任何国家的债务问题，解决方法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偿还已有债务；二是遏制新增债务，改革滋生债务的政治、经济环境。对债务人来说，偿债是个算数问题：或提高收入，或压缩支出，或变卖资产、拆东补西，实在还不上，就只能违约，那债权人就要受损，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若出现大规模坏账，金融系统会受到冲击。增发货币也能缓解债务负担，方式大概有三类：第一类是以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主流做法；第二类是“量化宽松”，即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把货币注入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第三类是把债务货币化，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无需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业务需支付利息，这便是所谓“赤字货币化”。“赤字货币化”的核心，是用无利率的货币暂代有利率的债务，以政府预算收支的数量代替金融市场的价格来调节经济资源配置。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比较谨慎，国务院和央行都数次明确表态不搞“大水漫灌”“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者量化宽松政策”，主要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政府不愿看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推高房价，“房住不炒”是个底线原则；第二，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债务负担背后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我国的债务问题是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体系的产物，最近几年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金融改革，包括严控房价上涨、“资管新规”、限制土地投资、债务置换、“反腐”、国企混改等，确实有效遏制了新增债务的增长，但是高度依赖负债和投资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完成转型，因此限制债务量限制了这种模式的运转，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有效率的模式，于是经济增速下滑。限制债务增长的另一项根本性措施是资本市场的改革，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既降低债务负担，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总的来说，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最近几年的改革着力于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尤其是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中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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