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科举，只要及第则得美任;因此反而沒有唐代般还能保留两汉以來一些切实历练的遗风美意，这又是宋制不如唐制之处。
也就是说，虽然代於抑制门第政治科举居功至伟，但唐代应考的多是门第贵胄之子弟，在家庭中有家教薰染，亦早得很多政治掌故，在政治,知识上都有一定质素.晚唐，高门大族衰落，应考者多是苦读的寒门子弟，他们除留心应考科目外，国家对他们沒有教育，门第家训也沒有了，政治传统更茫然不知，白屋书生，骤然中举，进身仕途，对实际政治不免生疏。
这种利弊属于教育范畴，国家科考是为了选拔人才，可是人才岂是完全能够通过考试所能获得的，众多学子寒窗苦读从然是为国为民有所作为者有之，但大多数却是将科举当做敲门砖，一朝中第，无非是让自己能有个封妻荫子的前程罢了。
为了一个官身，很多人铤而走险不惜徇私舞弊，关节托带之风自隋唐一來屡禁不止，宋代在防范这些弊端时也下了很大的力气，如发明了“糊名制”等，将名字糊住的做法是使得阅卷之人不得照顾自己的门生故旧和新朋子弟。
萧明在触碰这块科举制度时，的确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他让那些太史院的白胡子老学究将宋代以來的科举科目和制度作了详细的讲解，从中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原來宋人不安定制屡有创新的地方在科举考试这块也有体现。
像宋代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題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
“罢帖经墨义”和“考试重策论”就是宋人不拘于祖宗定制而作出的改变，宋自神宗以策论取士成为定制，少有变动.唐以诗赋取士，使唐代文学以诗赋见称.宋以策论取士，故宋代文学以散文见著，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氏父子等，皆精於散文创作.连及史学亦为之发达，如《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以及《纪事本末》等名著，相继出现.中国史学著述之多，体例之宏，以宋为著。
此外，宋初以诗赋取士，後以词赋取士，复立“宏词科”，故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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