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有时不得不承认，别管先帝德宗这个国君多么沉湎声乐荒疏国政，然而至少还能知人善用，比如曾经的裴相，在他带领下，政事堂诸多官员的确把大周治理得繁荣安稳，那时的逃户数量远不如眼下庞大，甚至一度还较肃宗帝时锐减，各地上缴赋税也比如今更加丰足，虽然难免发生天灾，灾民们都能得到朝廷及时救助，地方没有发生过暴乱，更没有乱臣贼子胆敢自立称王。
在德宗朝，其实是有实力征服英宗以来逐渐叛离的部族，也有国力将刚刚复国的新厥剿灭，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可德宗帝虽然在绝大多数政事上都赞同裴相的意见，却唯有用兵一事固执己见。
等到新厥逐渐强大，又兼北辽虎视眈眈，事实上在德宗朝后期，开战已经没有十足胜算了。
更不说为了铲除裴郑两族，太后还亲手将高昌送予新厥吞并，又逼得潘博叛国自立，导致大周领土丧失，国力衰减。
她一直想要正式临朝，因而必须容忍部份贪官污吏鱼肉百姓，因为这些人是她的党羽和支持者。
可即便将裴郑灭族，太后的临朝大业却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阻碍与意外，以至于她左支右绌，根本没有机会专心致志整顿官制增强国力。
就算是对潘逆这个安东王，太后何尝不知仅用姚潜根本不足将其剿灭，大周除了京兆郑氏子弟，也不是没有出色的将领，然而这些人都没法让太后信任，总是担心一旦授予军权，说不定就会反过头来逼她将大权交返天子。
只有当她名正言顺立于朝堂之上听政，当真真正正收服军心民心之后，才有可能毫无顾忌用兵。
这显然需要一段不算短暂的时间，然而太后又急需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功绩树立权威，这就好比一道自相矛盾的难题，一直让太后难以两全俱美解决。
在这样的时势下，新厥的主动臣服无疑让太后眼前一亮，她当然明白新厥这个隐患不会因为一次大有目的的臣服消除，更有可能的是越更增重，可她这时已经别无选择，没有什么比临朝大业更加重要，这就是韦太后的最大底限。
接受新厥的臣服，不仅能够免除数载之内边城不宁，而且能够震慑北辽与潘逆，说不定还能利用新厥的野心挑唆这两大蛮国开战，到时北辽自保艰难，潘逆失其倚靠，便是她平定内乱的大好时机。
等北辽与新厥互耗两伤，而平定内乱后的大周经过她的强盛壮大，无论军队还是财政都得到增强，便是渔翁得利之时，到那时，才有望将两大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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