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地方的军权,尤其是和边军,其中分寸,是极难掌握的。
边境做大,就极易酿成前唐安史之乱,偌大的盛世转眼之间就荡然无存,自此藩镇成了前堂一百多年的梦魇。
到了前宋,倒是吸取了前唐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强干弱枝的政策,重文抑武,中央禁军保持对边军绝对的优势,的确稳固了局面。
可这样一来,有宋三百年,几乎全年都是挨打的局面。
到了大明建立,定都南京,北元威胁尚在,朝廷不得不在北边重兵防守,再加上当初的塞王之策,每一位塞王手里,都掌握着近万的兵马。
不过好在太祖皇帝是个狠人,建立的京营也是硬的很,中央与边军保持着微妙的制衡。
到了永乐年间,为了避免鞭长莫及,太宗索性将都城迁到了北平,形成了如今天子守国门的局面。
天子守国门,换一句话说,守国门的军马,都是天子可以掌控的。
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京营必须保持强大的战力。
只有京营强大了,皇帝的枪杆子才硬,枪杆子硬了,腰杆子自然就硬。
历史上,京营就是一年不如一年,万历三大征之后,更是损耗了几乎全部的骨血。
皇帝的枪杆子不硬,遇到了农民起义或是外族入侵,就得依靠着各地的客军。
这些军马忠心倒好,要是不忠心,各地的军头就出现了。
所以崇祯一朝,除了李邦华整顿一时出现了昙花一现的生机,其他时候,京营都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
没有直系兵马的支持,这皇位,怎么可能坐得稳。
哪怕现在朱祁镇已经让石亨去辽东斩除还未长成的女真人,但他自己心里清楚,这都是治标不治本。
最好的办法,就是京营必须强大。
讲武堂,是提供新鲜的血液,是为了保持军队的职业化。
而朱祁镇手上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共识或是制度:谁敢染指京营的任何东西,都会成为朱家的敌人。
规矩先立下,若是真的有不长眼的要犯,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所以啊,拿风头正盛,红的发紫的英国公府作为切入点,再好不过了。
哪怕朱祁镇说张輗,张軏已经分家,可他们还是张家人啊。
朱祁镇别有深意的说到:“老国公,这是私话,这玉不琢,不成器啊,有的时候,现在还能遮掩,以后呢?总不能遮掩一辈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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