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无单独发展的青铜器，而青铜器在殷墟时代的突然兴盛，十分可疑。比如殷墟侯家庄帝王陵墓HPKM一零零一大墓椁顶一种“肥遗”怪兽图案，和另一种在木雕残片中发现的母题是一对老虎的图形，考证都渊于美索不达米亚。当然作为严谨的考古学家，李三齐先生将疑点列出，但是在没有更有利的证据之前，只能说“这种相似……难以想像。”
三、殷墟车马之谜。殷周之际，已能够征集民间所有车辆用为主要攻战之具，黄河流域封建大帝国的形成，实有赖于此。但两轮大车，“极四马之力，致千里之远”，马车的轮毂辔衔接续连缀之处，只能依靠金属（青铜）连接，两轮大车产生于铜器产生之前很有可能，但其普遍使用必然在有铜器之后。华夏古代，两轮大车其型式跟巴比伦遗物上的图画并无差别。而巴比伦的两轮大车，是公元前三千年的事，其时代比殷墟要早。另外龙山、仰韶遗物中并没有发现青铜与车马饰具，而龙山文化与殷墟时代不过相隔短短数百年而已。如果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为东西方各自独立的发明与演化，在短短数百年间应该没有可能毫无踪迹可寻。因而李三齐认定冶铜技术和两轮大车都是由西方输入华夏的，“当已无可致疑”。
四、殷墟头骨之谜。殷墟中出土了大量殉葬坑，坑内埋葬了大量尸骨，据猜测为“奴隶殉葬”之用，但李三齐先生介绍了杨希枚先生对殷墟人头骨的测量结果：
第一组头骨为古典的“类蒙古人”种，与布略特人相似。举例三零具。
第二组头骨为“太平洋类黑之人”种，与巴布亚人相似。举例三四具。
第三组头骨为“类高加索人”种，与英格人相似。很少，仅举例两具。
第四组头骨为“类爱斯基摩人”种，举例五十具。（也即蒙古大人种下的北极类型）
第五组头骨为无法定类型，举例三十八具。
李三齐先生接下来分析了这个测量结果的意义，他认为其中的二、三组的人骨都是有商一代的敌人，不能代表商族，其人种特征与卜辞所反映出的羌方、鬼方、土方的位置相合。最后的结论是：“很早以来，华北平原是许多不同民族的支系汇集的地方，而原始的华夏人群就是部分地由这些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虽然如此，我们应当记住，在这些支系中占优势的无疑是蒙古人种集团。”
但是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我们不能从遗传学上证明现代华夏人与本土智人（如山顶洞人、京都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和史前时代的本土智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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