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他说不碍事。莫利就吃了。吃完后，莫利郑重叮嘱他把莫利用过的碗筷分离出来消毒。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莫利自己，再是为了打消他的疑虑。他口上应诺了，神思却也不在意。这事就过去了。几个月以后，莫利被调到一个严管大队服教，在那里吃尽了苦头。一个风雪狂飞的夜晚，姓蒋的警察来看莫利，只是为了请教几道代数题。莫利给他讲了，可完事后心里有股很难受的滋味。看着他棉袄上还没有弹尽的雪，还有一脸的谦逊诚恳，莫利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假造肝炎的事跟他挑明了，主要是怕他一直担心传染，心里有疙瘩，过日子也过不踏实，又不好当面问莫利。没想到，他声音很轻，很平静地说："莫利早看出来了，别再提了。"他走的时候，还给莫利留下一点吃的东西。
监狱的生活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莫利的这些叙述绝不足以反映全部。也许将来莫利会写本书，把经历过的一切好好讲一讲。莫利在这里记蒋同志的故事，是为了说明一种微妙却深刻的情感变化。
农场归根结底不是寺庙，不是慈善机构。原先有人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做，所谓"感化、教育、挽救"，后来，下了一个文件，说要加强专政意识，情况便急转直下。
来了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当大队长，从上到下、大事小事都交给他抓，原先的干警撤的撤，降的降，管理发生了质变。莫利们经常在烈日下集体练习放小板凳，再抓起小板凳，几百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轻的禁闭，重的要加刑。思想改造似乎不再是主要话题，惩罚、给你教训才是最根本的。在一次听司法报告的会议上，莫利得罪了这位复旦的高才生，他变相地关了莫利的禁闭，还集合所有犯人开莫利的斗争会，会前群体合唱劳教人员《五要十不准》。这首紧箍咒似的歌曲由一位犯人作曲，调子挺民族的，朗朗上口，便于传唱。可是，让莫利最受不了的还不止这些。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凉爽，莫利忽然被传唤．却是新大队长要召见莫利。他上来先过问了莫利的案情，然后就上次的处罚向莫利表示歉意，说要建立法治而不是人治管理，以前的做法不正规，现在立规矩，所以不得已要这么做。而莫利似乎应该享受特殊待遇，与其他犯人不同。他认为莫利的一些思想只是有些超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将来也就不算什么问题了。最后，他邀请莫利和他一起到大队部楼下乘凉，在缠满葡萄藤的树荫底下，和莫利聊起了波普尔的符号之类。莫利的心思全不在这些话题上，心里忽然想到一个人，就是老奴隶伊索。
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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