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曾国葆按着曾国藩的吩咐，拔营开往衡州。骆秉章忙着为出省湘勇配枪配炮，筹饷办粮，沒有理会这件事。
转日，曾国藩连发饬文三件：一件递朱孙诒，命其从速整军，俟署任和粮饷一到，即由醴陵飞赴江西；一件递郭嵩焘，令其统带所募四百新勇，速赴省城待命；一件递衡州知府赵大年，着其速募新勇两营千人，交团练大臣刘长佑临时委员督带进省。这显然是为塔齐布招募的新勇。
而这时，彭玉麟已在衡州选定的造船地方，开始动用大量匠夫，拉开了自造战船设立水师的大幕。
但曾国藩奏请设立水师的折子，朝廷时至今日亦未批复。
曾国藩已经不仅仅是焦急，甚而有些奇怪了。他已经隐隐感到，湘勇设立水师这件事，并非像他当初设想的那样简单。
汉人掌兵已是朝廷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在掌步兵之后还要同掌水师，不仅大清沒有，就是历朝历代的民团也无先例。
把饬文发走以后，曾国藩铺纸研墨，决定给久未联系的左宗棠写封信。
他让亲兵沏了碗新茶摆到案头，喝了几口，便挥毫写将起來。
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这样写道：“……岷樵书來，言长江上下，任贼船游弋往來，或单舸只艘，轻帆独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欲备炮船，先击水上之贼，而寄谕亦恰谆谆于此。湖广小舤、钓鉤之类，实不足以为战船。且水手望风惊溃，一闻炮声，委之而去，则千辛万苦，敛怨而封雇之民船，又适以资贼而助其焰，甚无谓也。惟闻广东琼州有红单船，大炮、火箭、火球之类，皆其所素备。道光二十三年、二十八年，屡击洋盗有功。有狼山镇总兵吴元猷，龙门营都司吴全美，南澳游击黄开广三人者，皆发迹于红单船，最利水战。若将此船放出大洋，由崇明入口，当能破此贼数千号之民船。又有快蟹船，拖罟船，皆行广东内河，亦有军火惯于击贼，但不能放洋，只可由梧州而溯府江，由漓水而过斗门，自吾湘达大江耳。此虽迂远而无近效，然犹胜于雇两湖民船之一无可恃。弟劝中丞即以此复奏，不知制军复奏若何？便中尚望示悉！”
信中所谓之中丞，指的自然是湖南巡抚骆秉章；所谓之制军，不用问，自然是署湖广总督张亮基了。
就当时來讲，不独曾国藩，大清的许多统兵大员，对军火的认识，都仅限于此：在洋人看來不堪一击的广东的红单船，便是他们眼中最利水战的工具。
曾国藩曾将自己的想法向骆秉章说过不止一次，但骆秉章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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