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不是事忙，就是一直找不到工匠。虽说几个人都知道玻璃制造简单，可就那么一点儿工艺难题，几个人就是没人能琢磨透。
所以，这事就一直耽搁了下来，而以后几个人又都忙着各自的事情，钱也赚了不少，这事儿也就慢慢的没有人再去想了。
不过，这种情况等到费老头到北京朝见康熙时，跟白晋再次见面之后有了改变。
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费老头足够幸运，因为当时白晋已经准备要离开中国了。
那一次，梵蒂岗的红主大主教多罗来中国搞了一次天主教的“礼仪之争”，将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正旺的势头给截断了，康熙差点儿就要禁止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虽然最后他没有真正下旨，可是，却也不再允许那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随意传教，并且，为了防止日后梵蒂岗教廷对中国内部事务再次不知所谓、变本加厉的干涉，康熙还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即建立传教士领取信票制度。
“其表示永不返回之西洋人，发给信票，钤总管内务府印，写明西洋人国籍、年龄、会别、来华年限、永不返回西洋，因进京朝觐，特颁给票字样，须以清、汉字缮写，按千字文编号，从头编记。”
“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
信票制度确立下来之后，在中国的传教士有的离开了，有的则到北京内务府领取信票留了下来。据内务府统计，留下来的传教士之中，葡萄牙国传教士12人，意大利国传教士10人，法国传教士18人，西班牙国传教士5人，日尔玛尼亚国（德国）传教士1人，罗达聆日亚国传教士1人，波罗尼亚国传教士1人。总数达四十八人。
可是，人数虽然不少，里面却不包括白晋和张诚几个人。他们在北京又呆了几年之后，最终谢绝的康熙的挽留，选择了离开。
而就是在白晋等人要离开的时候，费老头进京去见康熙，汇报京旗回屯的工作进程，想起了还有这么一个相识的外国人，闲着无聊的时候找了过去。
结果，一番闲聊之后，费老头得到了白晋送的一本笔记。里面恰恰有一些化学实验的记录……玻璃，制镜，竟一个不缺；而且，这里面居然还有钟表的制造原理。
于是，发达的时间到了。
……
而由于造玻璃简直就是无本生意，再加上怕遭人妒忌，费老头考虑再三，终于把这条生财之道上报了康熙。结果，正愁钱不够用的康熙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