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又改兴廉为养廉，实行
“耗羡归公”，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
“养廉银”，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
不过，雍正也犯了一个错误。在对待清官问题上，他处处与乃父背道而驰。
在他看来，
“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康熙希望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注重通过舆论来鉴别官员的操守政绩。
雍正则认为，
“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
雍正深信
“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
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
乾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
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后来养廉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
很多人认为清代多贪官缘自俸禄过低，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雍正养廉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养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说明官员的道德人品和社会风气也很重要，只有将道德风气的砥砺、导扬与合理的制度保证相结合，方能收到实效。
（据《光明日报》户华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