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上看到我家乡某村的人在学校里修坟头儿，拿死人吓唬活人，一边是上学，一边是上坟，让我倍觉尴尬：你不是一直鼓吹沂蒙山人有文化吗？不愚昧吗？所有庄上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吗？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儿？新闻的接收当然有其接近性，如果这事儿发生在西藏或其他边远的省分，充其量吃一小会儿惊也就完事儿；它发生在温情脉脉而又富于革命传统的我的家乡，就不能不让我感慨万端，夜不能寐。
记忆中，我的家乡是注重文化教育的。1958年，我上小学二年级，负责扫除四个家庭的文盲及普及简化字。每天中午，我都提溜着小黑板去这四家教大人们识字。让我吃惊的是，那些婶子大娘们都识字，我写什么她们都能念得出来。特别我的一个四婶，她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喘气儿都很费劲，但她不仅识字，而且还会写。我按简化字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她念出来之后，还指出我写的那个“华”字和“国”字好像写得不对，尔后她拿小木棍儿在地上写了两个繁体的华字和国字。她说她上识字班的时候老师就是这么教的，“这样写行吧孩子？”如今她已经去世了，但一想起她，还能清晰地记起她说这话时的神态和声音。后来我大姐说：“她们识字比你都多，你还扫她们的盲呢！”她们当然都是战争年代识字班时候学的。你到农村去，不时地会看见一些老太太坐在树底下戴着眼镜看报纸，她绝对就是当年的识字班。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曾不厌其烦地写过它。
当然，我家乡还是缺知识缺人才。整个五十年代，所有初中以上的学校普遍生源不足，录取分数线再低也还是招不够。我小时候就经常看见临近几个县的学生骑着马或小毛驴（交通不便，公路不通）来我们县考学，也有于赶考的路上遇上山洪暴发、沂河暴涨，让大水给冲跑了的。那时还有助学金，有些学生就是靠那三五块钱的助学金，读完初高中走进大学校门的。求学不易，办学也不易。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情景。那是一个看上去已经很老了的生物老师，噢，名字记起来了，叫刘华宇。他步行三十多里地（他不会骑自行车）一路打听着来到我家，告诉我：你已经被我县唯一的一所高中正式录取了（我后来知道他之所以强调是正式录取，是因为当时还有副取生，即正取生中有不上的可以在副取生中按名次递补）。尔后他告诉我什么时候去报到，带什么东西。他的神情是那么高兴！连口水也没喝，说完就走了，他说他还要到别的庄上去通知另外一个被录取了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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