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四川，大清朝的江山社稷，落入佟家之手，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
大江南北的各省官员们，全都剪了辫子。
就算是这些人，不可能忠诚于玉柱，但是，有一点是确信的，他们再无忠于清室的可能性。
连辫子都剪了，满洲人还怎么信任他们呢？
打铁还须趁热！
借着两次大捷的东风，玉柱正式发布了王谕，武昌府定为南都。
自古以来，迁都之事，只要事先漏了风，就会被吵黄了，无一例外。
当年，赵匡胤就非常想迁都去洛阳。但是，风声留出去之后，以赵光义为首的群臣们，绝大部分都持反对的意见。
实话说，汴河根本无力承载过大的漕运压力。洛阳就在黄河边上，不仅漕运无忧，而且还有险可守。
但是，迁都这种事情，往往损害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
因为啥呢？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丢了实权的武将们，以及新提拔的文臣们，纷纷在开封府附近，广置良田，广修豪宅。
这种时候的迁都，就等于是让权贵集团，集体割肉啊！
玉柱就不同了，他故意选在开国之前，就定下了南都，根子问题就一个：必须趁新军内部，大大小小的军头们，在京城的利益还不大之时，抢先把都城给迁了。
等新军的军官们，在京城里，编织起了严密的关系网和利益网，再想迁都的话，几乎就不可能了。
而且，迁都之事，必须在玉柱的手里完成。
玉柱都无法顺利的迁都，就别提他的子孙们了。
想想看，以开国太祖、新军的缔造者兼讲武堂山长之威，尚且无法迁都，玉柱的继承人，只怕是连提都不敢提了。
江汉平原的地形，四通八达，无险可守，并不适合古代的建都。
但是，进入近代之后，随着火器技术的迅猛发展，水运便利，并且陆路交通发达，反而成了巨大的优势。
比如说，德国的柏林和法国的巴黎，都和武昌府的状况，大致相仿。
尤其是巴黎的塞纳河，经常爆发水患。
1910年，巴黎的塞纳河突发世纪大洪水，阿尔玛桥下的轻步兵雕像已被水淹至脖项，成为当时巴黎人竞相参观的独特景观。
不可能有洪水，就放弃了河运之利，那是削足适履的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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