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方到民间，藏书之风弥漫。
不过，这些不论是皇家藏书楼，还是私人藏书楼，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核心是“藏”，藏的目的，一是传与后代，二是保值增值，并不与阅读有多少直接关系。很多书只要进了藏书楼，就被束之高阁，与读者隔绝。书，只是一种秘不示人的古玩、古董和艺术品，而不是一种读物。
这些藏书楼虽然保存了稀缺的书籍和知识，但它们也成为书籍和知识的黑洞，类似地主老财在地窖埋藏金银，其对公众阅读和社会启蒙并没有多大影响。
藏书楼是家族化的典型产物，正如图书馆是社会化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中只有家族，没有社会。历代皇家藏书楼号称“天子讲读之所”，阁门高悬圣谕“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而私人藏书楼同样戒备森严，如齐国陆战队于宁波掠取图书的天一阁就规定，“外姓人不得入阁”，更何论借人观看。
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而是用来借阅的。公共性，是现代图书馆的最大特征，它不仅保持了传统图书馆的储存功能，更加偏重于知识的传播。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以阅读为中心功能，从而跳出了传统的知识特权和垄断，实现了书籍和知识的社会化和民主化。
在齐国，汉洲本土和数个海外领地，囿于条件有限，目前只在建业城修建了文渊阁这座唯一的国家图书馆。但在各地府县城镇，许多中小学堂中却是建立不少小型图书室，藏书从数百卷（册）到万余卷（册）不等，除了供学堂里的老师和在读的学生阅读参考外，亦对普通民众开放，以此来促进了民智的提升。
不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们读书普遍讲究“精度”，皓首穷经是读书人惯常的态度和做法。但是，相对而言，“博读”却更能启发民智，广博的知识和通达的见闻，会使读书人更自由、独立，甚至由此得到某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启蒙。
启蒙与阅读都必须经由个人独立完成，因此社会的某种启蒙运动，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运动，一种解放思想的运动。不论是欧洲的先知，还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或者哲学家，他们灿若群星，以笔为剑，以书为刀，为近代（或现代）文明开光，为无数民众觉醒而启蒙。
齐天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灵魂，要努力将陷入黑暗中的华夏民族重新带到光明的世界，为华夏民族继续保持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深知启蒙民众，引导国民意识，建立民族概念，树立近代国家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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