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几百名老弱病残留守的地步，但他们从体制内动员起来的万户、千户并不能担当大用，体制外临时编成的义兵、长枪军、青军、苗军才是滁州红巾的真正敌人。
李普胜还没点完到底有几路强敌，赵普胜已经明白过来：“元帅的意思是攻心为上？”
柳易非常明确地说道：“这些兵马都是南人啊！”
蒙元体制下，不管是各路各府各县还是元帅府、万户府，掌握最高权力的达鲁花赤一定要优先选择蒙古人，即使没有合适的蒙古人也要用“有根脚的色目人”，旧金朝统治地区的汉人都没多少机会出任达鲁花赤，何况是地位最低下的南人，南人出任达鲁花赤的例子甚至得从几十年前的蒙古征服江南初期去找。
江南地区对于这种赤祼祼的歧视早已经是恨之入骨，但过去在蒙元铁骑的强力镇压之下只能保持沉默，红巾军起事之后元廷才终于肯提拔与起复一些南人官员，但真正掌权的还是有根脚的蒙古人与色目人：“现在有南人元帅、南人万户甚至南人县尹、南人总管，但这都是我们红巾军帮他们打出来的！”
虽然红巾军到现在为止都只能算是流寇，谢国玺、康茂才、陈兆先这些人都公开以大元忠臣而自居，感情上也相对倾向于元廷而非红巾军，但与南京城里的大根脚蒙古人、色目人不同，只要形势发生剧变，这些手握重兵的强人都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马世熊当即笑了起来：“对面有我不少老朋友，我就给他们写信，说现在形势不同，红巾已经不是过去的红巾，我们现在也一门心思想保境安民，他们只要过来自有锦绣前程！”
义兵、乡兵之所以一直是红巾军的真正劲敌，关健在于红巾军起事引发的全面社会动荡，红巾军虽然打着“复宋”旗号，但是过境时矛头往往指向名门望族、地主豪绅，甚至打出了“摧富济贫”的旗号，这种破坏很多时候用“毁天灭地”来形容并不为过，
马世熊自己起兵就是保全家产、乡里与宗族，而现在滁州红巾军在朱元璋的带动之下已经慢慢从流寇向军阀转化，已经开始用心统治自己抢到的地盘：“对，只要他们肯第一个过来，我一定优待，但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杜义山觉得巢湖水师脱离刘福通、盛文郁控制的机会来了：“不能光给好处，得找几个不识趣的家伙开刀才行，让大家知道与我们巢湖水师作对的下场”
金花娘子却是提醒了一句：“杜千户所言极是，我多说一句，朱元帅肯定会同我们抢人，但别人可以自由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