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工就跟指望天上掉馅饼的几率差不多。
其四，无论是一代治水能吏靳辅，还是他那些无能的后任们，在治理河工时所采用的“束水攻沙”或是采用“多重堤防”，都是立足于堵，而不是立足于疏——哪儿决了堤就去堵哪儿，疲于奔命不说，还没什么效果，别说这会儿科技落后，就算是后世机械化运作了都无法完全防止溃堤事件的发生。不过嘛，话又说回来了，堵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漕运的要务摆在那儿，运河里没了水怎能行船？
说到漕运，这又是件极为烦人的事儿：清代实行官收官运，承运者是卫所军籍中较殷实的军丁（运丁）。发运时每船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在十万名左右。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其下为各省粮道，共七人，掌本省粮储，辖所属军卫，遴选领运随帮官员，责成各府会齐、佥选运军等，坐守水次，监督、验明漕粮兑换，面交押运官，并随船督行至淮安，呈总督盘验。漕运上的官全是肥缺，一个道台三年任期下来，手里头少说也有个十万、八万的银子，这还算是较廉洁的，若是心黑一点，瞒报、贪污一下，几十万两的银子也不算太大的问题。
正因为河工、漕运投入巨大，贪官污吏充斥其中，一石米从产地运到京师，其价格已是原产地的三倍还多，极大地拖累了清皇朝的财政状况；再加上康熙两次亲征葛尔丹耗资极大，到了康熙三十五年，原本宽松的财政已经出现了巨额的亏空。对于那帮子河工、粮道大员的能力和品性，康熙老爷子心中也是有数的，头前就派出了一向以严厉出名的四阿哥胤禛，试图对河工和粮道进行整治，没曾想老四不但没能成功整顿吏治，反倒被那起子官员们联起手来摆了一道，险些命丧于洪水中，这令老爷子不免有些悻悻然，只可惜手头实在是无人可用，而对葛尔丹的战争又牵扯了他太多的心思，不得不将河工之事暂时搁在一旁，这回胤祚为了“xing福”算是自个儿撞到老爷子的枪口上了，康熙老爷子顺势就将这烫手的山芋搁胤祚怀里了。
嘿，老爷子，算你狠！咱是不懂河工，可咱前世那会儿参加抗洪抢险时，可没少看过这方面的资料，这治河的要诀说穿了其实也简单得很，不就是个疏字吗？只要是能保证得了漕运，压根儿就没必要到处堵溃口，不但不堵，还得多开几道明渠之类的水利设施，将黄、淮的水资源好好地利用起来，指不定还能创造出不少的良田呢。至于漕运嘛，也很简单，只需将内陆水运全改成海运不就完事了，咱这些年可不是白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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