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徐二愣子割麦过了四五天了。
隔了月曜日，也就是星期一。到了星期二，火曜日的时候。徐二愣子背着一小袋磨好的白面来到了学堂。
下了早课，徐二愣子提起粮袋，跟着先生的步伐走进了讲师寓所。
“你……”
门内，刘昌达站着，望着少年手中的布袋，他的眼睛略带柔和，“坐下吧，先别着急，我给你补补课，防止你遗漏了。”
少年还是比他低了一个个头，半大小子仿佛没扯条，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日光照入屋内，站在门口的他映出的斜长背影遮掩住了少年的顶稍许多。
他看到了少年，想起了同龄的自己。那时的他坐上了从长崎通往九州岛的列车，坐的是下等车厢，手里捧读着一本黄公度（黄遵宪字公度）写的《东洋论》，耳畔是登车艺伎们吹奏的三味线、小鼓，时不时有西装革履的商贩上了车……。
黄公度写的《东洋论》，是留日学生赴日留学的参考书。
沪市的商务印书馆就有出售。
刘昌达也不知道他缘何想起了那一刻。
明明是不同的场景。
“是，先生。”徐二愣子顺从的放下了粮袋，他拉过了墙角的直背靠椅，坐了下去，他的眼里带着无措，和一丝对未来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