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后宫去调戏一下大符都提不起兴趣为代价，张周官场上的行政能力，终于被刺激了出来。
于是‘自作自受’的张圣人刚回京，就被奏疏给淹没了。
没办法，他只能免除留守东京的阴正奇（阴鹞子）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和东京七门兵马使之权。
然后任命阴正奇为持节江南都部署，率这次留守的亲军左龙骧卫三千人南下到襄阳府。
阴正奇（阴鹞子）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统筹刘再升、马昭远（马鹞子）两位方面大员，先期准备摆平南平和马楚的事情。
我张圣人则必须要在东京将事情搞完之后，才能继续南下。
而眼前诸事中，目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废除前朝乃至从唐末一直延续的苛政，以及更深层次赋税的问题。
事情的起因，还是张鉊在河东的废除苛捐杂税和丁口银的事情引起的，河东百姓得了实惠，其他地方的百姓也想要。
其实这个时代，也确实来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税赋制度大变动的时间节点。
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两汉魏晋时期，是分为租和赋两种，租是指土地税，赋就是丁口银了，此外百姓还必须要服徭役和兵役。
南北朝到隋唐，因为府兵制的兴起，战斗不需要在大量征召农民兵，于是赋税制度变成了租庸调制度。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结合起来看，还是土地税加丁口银再加徭役等。
当然，这只是粗浅的理解，里面的道道还多得很。
而租庸调制度，到了唐高宗后期，府兵制逐渐分崩后，就开始变得征收困难。
这玩意是以人丁为基数的，很强调人身控制和政府对兼并土地的抑制能力。
一旦政府不能很好的抑制兼并，失地百姓大量逃往，租庸调就收不起来，然后就会被平摊给还能勉强维持的乡邻身上，最后导致所有人都只能以逃亡来躲避。
所以到了天宝年间，以田亩征收税收的户税，就开始重要起来。
但了中晚唐，户税也不行了，国家财源枯竭，于是最终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正式出台。
所谓两税，就是在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在六月收完，秋税在十一月收完。
但其中最主要的改动，就是把原本看丁口的租庸调，变成了看富裕程度的分别征税。
这从国家的税收层面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它避免了租庸调时期大户们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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