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北方叫狄人，他们用羽毛连缀成衣，住在洞穴中，其中有不以五谷为食人。
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人民，都有安逸的住处，偏爱的口味，舒适的服饰，便利的工具，完备的器物。
由此可见，国家并非一定要依仗农桑才能存续。
《礼》中还规定了天子颁布的九种税法，诸夏国家也大多遵守这个准则收取税赋。
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
其中前六种都是田税，第七位才轮到关市的税法，第八位是山泽的税法，第九是公用剩余财物的回收法。
无错
所以说，诸夏之所以重视农桑，并不是因为农桑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诸夏国家的财税收入大多源于田税。
所以国君们才不得不重视农人的意见。
而如果有哪个国家的关市收入或山泽收入与田税旗鼓相当时，那么商贾的意见就会被同样重视起来。
而如果关市与山泽收入占据国家财税收入的大半时，商贾的意见便会等同于国君的意见，商贾的仇人便等同于国君的仇人，商贾的利益也等同于国君的利益了。
这也是有别于诸夏的蛮夷戎狄并不重视农桑的原因。
因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并非是农桑提供的，而是蓄养的牛羊所出产的，捕鱼狩猎所获得的啊！”
范蠡和子贡听完了宰予的这段论述，只觉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这番话，乍一听起来骇人听闻，可细细回想却觉得颇有道理。
子贡仔细梳理了一下这个方桉的可行性，忽的问道。
“子我，可你的这番论述，恐怕只能在小国进行实践吧？
方圆五百里乃至千里的大国，怎么可能单靠商贾提供的收入去养活全国的百姓呢？”
范蠡也点头认同道：“而且过于偏重于商业的发展，不注重农桑之务，这岂不是把自己的命脉交到了他国的手中吗？”
宰予听到他俩的质疑，心中暗赞一句。
真不愧是两个经商奇才。
一眼就看破了这套思路的弊端。
在人均生产力低下的春秋时期，大国一味地强调商业发展，的确是取死之道。
但他既然提出这个想法，自然就不是给大国准备的。
可不要忘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