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来，把屏幕往他的方向偏了偏：
“你看这个曲线，低剂量组的毒性信号很弱，几乎没有统计学意义。
但高剂量组的毒性信号就明显很多。
之前我们只看了中位数数据，觉得毒性是个整体问题，但如果把数据按剂量分组拆开看，问题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
徐赵杰凑近屏幕看了一会儿：“你是说，我们也许不需要改整个分子结构？”
“不一定。”张梓轩说。
“但我觉得可以先试试调整给药方案，把剂量曲线再优化一轮。
如果优化之后毒性信号降下来了，我们就不用走回炉重造那条路。
这个思路我可以先做个推演，大概两三周出结果。”
徐赵杰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那你就先做推演。需要什么资源跟我说。”
张梓轩没有接话，转回身去继续盯着屏幕。
那个进度条又跳了几格，红色的指示灯在机箱面板上闪着微微的光。
又过了将近二十分钟，两个人一起下楼。
走到写字楼门口的时候，夜风迎面扑过来，带着长安四月里的凉意。
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地面上，一前一后地跟着。
丈八七路地铁站旁边那家烧烤摊还亮着灯。
老板姓刘，安康人，听他自己说是在这里摆了快十年的摊了。
棚子底下那几盏节能灯泡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光晕也跟着一晃一晃的，落在那些粗糙的塑料桌面和矮凳上。
炭火上的铁签子吱吱地响，油脂滴下去，腾起一小片带着香气的水汽，在灯影里散成一片薄薄的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