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开始，晋商就已经开始在不断地向朝廷内部渗透，甚至还培养出了像张四维这位内阁首辅出来，由此可见他们本身的势力已经到了非同小可的地步。
当然，这一切都跟明廷针对工商业的管理模式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只知道所谓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可实际上随着明朝工商经济渐趋成熟，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使得商人逐渐开始尝试介入政治，并且会利用这种方式来考虑到他们的商业利益，从而士大夫与商人大量合流并逐渐形成了庞大的绅商阶层。
而在这种环境下，曾经流传千百年之久的抑商政治文化出现了相当大的松动，明朝中晚期的商业发展逐渐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意义，即商帮。
商帮的出现不再是单个商业资本零星分散的运作，而是结队成帮，趋向集团化发展，而它们的发展天生会以同乡同业的关系为脉络，逐渐形成了一个个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人集团，其中晋商的出现便是基于这个社会基础。
当然，晋商的兴盛则是跟大明的“开中制”的实施是分不开的，所谓的开中制度即朝廷为了支援北边边军的物资需求，特意实行的一种官盐行销政策，该政策吸引商人纳粟于边，官给引目，支盐于坐派之场，货卖于限定地方，实现官商两利。
由于食盐本。(本章未完！)
第429章 大明的敌人
身的暴利特殊性，其贸易完全是垄断性质，一旦商人从朝廷手里获得了官盐的专卖权，等同于直接无视市场和竞争而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聚宝盆。
同时，地处北疆、极临边地的山西在开中制的政策条件下无疑具有极其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毕竟它靠近偏关、大同乃至于宣府，再加上大同和宣府重要的位置，驻扎的军队数量极多，因此所需要提供的物资几乎是九边之首，商人向其地报中纳粮所换盐引数目必然最大。
此外，山西本身拥有河东盐池，本身就是产盐重地，再加上农业条件也非常不错，自然成为了边关粮储、输粮以及屯盐的基地，而晋商便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得到崛起，吃到了开中制度下的一块大肥肉。
随着骆养性的娓娓道来后，崇祯顿时惊奇道：“既然晋商都赚到了这么多的银子，为何还要通敌？”
的确，通敌卖国不管怎么说，可都是天大的罪名，这帮子商人放着好好的买卖不做，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呢？于情于理都似乎有些说不通。
“回禀陛下，因为在晋商里面，除了这么一支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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