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家记得你，我们也记得。”
阮文山把信纸按在腿上，一下一下抚平上面的折痕。
他抬头，看见码头边那些捧着碗、埋头吃米粉的士兵，看见伤员手里捏着的药盒，看见堆积如山的腊肉箱和鱼露罐。
恩瑞中尉不知何时走了过来，站在他旁边，看着这片忙碌却异常安静的景象。
美国军官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语气和先前不同：
“以后每两个月会有一趟补给船。不只是粮食药品，还有家信。”
他停顿了片刻，开口说道：“我在菲律宾待过三年，知道想家是什么滋味。”
说完，他转身走了，没再催促卸货进度。
下午，第二批物资开始向前线转运。
阮文山带着他的人装车，动作比往常轻了许多。
临出发前，阮文山把木匣里的鞋垫取出来，垫进自己已经磨破底的军靴里。
新发的军靴，他没有用，而是给了前线的队伍。
粗糙的布面硌着脚底，却莫名踏实。
车队驶离仁川港时，雾散了。
阳光劈开云层，照在海面上，也照在卡车帆布篷上漆着的蓝色五角星上。
阮文山坐在头车副驾驶，从后视镜里看着逐渐远去的港口，看着那三艘已经卸空的货轮。
司机是个广西老兵，忽然哼起调子，不成曲，但阮文山听出那是桂北的山歌调。
哼了几句，老兵说：“等仗打完，带你们回广西吃米粉，比你们这个还要香。”
阮文山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焦土和残树，说：“好。”
他没解释自己不是广西人，也没说红河边的水田和桂北的山地不是同一个故乡。
但在这一刻，那些细节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卡车车厢里那些，即将被送往战壕的腊肉和药丸；
重要的是靴子里那双粗布鞋垫，重要的是后视镜里那个渐远的港口，
那里有三艘船，证明海的那边，有人记得他们。
车队沿着颠簸的公路向北，开向炮火隆隆的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