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张了张嘴。她想端起茶杯，想低下头吹一吹茶叶。想用那种她练了无数次的、不动声色的方式把这阵尴尬混过去。可这是在教堂外面，没有茶杯，没有茶壶，没有那些可以让她躲一躲的道具。她只能站在那里，手垂在身侧，攥着裙摆，攥得指节都白了。
“母亲，”她开口，声音压得很低。“我年龄还小呢，完全不着急。”
班纳特太太看了她一眼，那目光里有一种“你骗谁呢”的意思。“小什么小。你姐姐们在你这个年纪，早就有人上门提亲了。”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再说，你那些书也写得差不多了吧？总得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
玛丽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尖。
她想起达西。想起他在彭伯里的花园里站在她面前，说那些话，被拒绝了。想起他站在门口，看着她的马车走远，再也没有提起。
那些事，只有简和伊丽莎白知道。她们替她守了秘密，守得严严实实的，连母亲面前都没漏过半个字。
她心里暗暗庆幸，庆幸得后背都出了一层薄汗。
如果母亲知道达西向她求过婚——那个一年一万镑的达西，那个彭伯里的达西，那个她曾经念叨过无数遍的达西——她就会享受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待遇的超级加强版。
不是“你怎么不嫁个牧师”，是“你怎么不嫁个大地主”。不是一年两千镑，是一年一万镑。不是柯林斯那种蠢货，是达西那种——母亲嘴里“最体面、最有教养、最有钱”的那种。
玛丽打了个寒颤。那个寒颤从后背爬上来，爬过肩膀，爬上后颈，让她在冬日的阳光里硬生生打了个哆嗦。
她不敢想。不敢想母亲知道了会是什么样——大概会从早念叨到晚，从朗博恩念叨到麦里屯，从舞会念叨到教堂，念叨到全赫特福德郡的人都知道她拒绝了一个年收入一万镑的求婚。然后全赫特福德郡的人都会觉得她疯了。
“知道了，母亲。”玛丽说，声音很平，听不出什么情绪。
班纳特太太看了她一眼，似乎还想说什么。可这时候卢卡斯太太走过来，拉着她的手又开始说伊丽莎白的婚礼有多体面、赫歇尔先生看着就是个好人、你真有福气之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