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第二天就不会再被点工。
那是我到澜城的第一个晚上。三天的雨把鞋底泡开，走路时左脚会往里灌泥；两边肩膀被鱼筐磨烂，衬衣已经和血粘在一起。我听不懂周围那些话，身上也没有能在当地使用的证件。包袱里只剩一张写错门牌的烟盒纸、十七块人民币，以及父亲留下的一本旧《孙子兵法》。书页泡得发胀，既不能卖，也不能吃。
我如果拿着十四块离开，至少能买一碗粉。若继续争，粉和钱可能都没有。
范魁看得出我在算。他朝身后招了一下手，两名管工提着木棍走过来。
“新来的，”范魁用中文说，“第一天就想教我做事？”
“我不会教人。”我把十四块放回塑料桶边，“我只会数。”
鱼市的排水沟里，躺着一层薄铅片。每只鱼筐送到验货台，收货员确认木筐和冻鱼没有破损，才会剪断封口，把铅片扔进沟里。真有坏筐，铅封会跟货一起退回车上。
白天搬货时，我不懂工头在喊什么，只认得车牌下的数字。七号车二十二筐，十二号十八筐，十九号二十四筐，二十三号二十筐，三十一号二十六筐，四十二号二十筐。
一百三十筐。
我蹲下去捡铅封。沟里的冰水浸进手指裂口，疼得我眼前发白。范魁起初没拦，等我按号码分出第三堆，他才明白我要做什么。
范魁一脚踩住我的右手。
“捡垃圾也算钱？”范魁问。
鞋底压在指骨上，我没抽手，只用左手指了指验货台。几个还没离开的货主已经望过来。范魁可以在后墙打我，却不愿当着货主的面解释那六堆铅封。
“坏一筐，封就不会在这儿。”我抬头看着范魁，“一百三十个封，全在。你扣的是谁的鱼？”
木棍在我耳边刮过，砸碎了身后的空瓶。玻璃声一响，账房窗口也跟着开了。
一个穿灰色短袖衫的女人从里面走出来，右手捏着蘸蓝墨水的笔。她先看范魁的鞋，再看我被踩住的手。
“松开。”女人用当地话对范魁说。
范魁没有马上动。女人把六张收货单举起来，又说了一遍。附近两个货主已经走到验货台旁，范魁这才收脚。
女人蹲到我面前，用中文问：“每辆多少？”
我报一个数字，她便翻一张单。六个数字说完，她的笔尖停在最后一张损耗栏上。那里是空的。
女人叫黎真，是货主临时请来的翻译兼账房。黎真没有问我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