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拨完算盘的最后一颗珠子，才拿起我的烟盒纸。
“写地址的人，死几年了？”顾北山问。
“第四年。”
顾北山看了看我的肩，又看我手里的二十四块钱。
“会做账？”
“不会。”我把鱼市的事说了一遍，“只会数自己搬过的东西。”
顾北山听完，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证件呢？”
“没有能在这里用的。”
算盘珠轻轻碰了一声。顾北山把烟盒纸折好，收进抽屉。
“三天。”顾北山指向后门，“搬货、洗瓶，不碰柜台，也不替客人往街上送东西。少一瓶酒，从工钱里扣。做得下去，第四天再谈。”
我问：“做不下去呢？”
“厨房给你三顿饭，天亮从后门走。”顾北山看着我，“我不欠你，你也别拿同乡两个字压我。”
白鹭后库堆着几百只空瓶。岑婶扔给我一团煮过的旧布，我用它垫住肩上的伤，把十二箱酒搬进去。每抱起一箱，布就重新渗湿。我不敢停。顾北山给的是三天，第一夜少数一只瓶子，都可能只剩一顿饭。
快天亮时，我把旧《孙子兵法》从包袱里拆出来，一页页夹在空酒筐之间晾。大半墨字已经被雨泡开，只有一页还剩半行：多算胜，少算不胜。
父亲活着时，我一直以为这句话是教人多拨几遍算盘。到澜城的第一个晚上，我才读懂它。范魁输掉的不是十块钱。他输在认定十一个饿肚子的人里，不会有人记住六辆车。
门外又有人来取酒。两箱抱上楼，只送回十一个空瓶，没有任何人记数。
我躺在酒库的席竹上，肩膀不敢碰地，望着那十一只瓶子一直到天亮。
十二年后，有人能把我的生日和死期刻进石头。可我在澜城真正学会算的第一笔账，是一只没有回来的酒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