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那台旧发电机。第六十天，按最差一周计算也能付清工资和货款。第八十七天中午，三把锁同时打开，黎真数出两万四千元。
我和阿木把钱送到老阮家。老阮一张张点完，第一次给我泡了茶。
“早算准了？”老阮问。
“只算过一天最少坐多少人。”我说，“没算准谁会割电，也没算准那姑娘会唱歌。”
老阮收起钱：“那若第一个月没到你那条线？”
“关夜场，留电影和饭厅，拖到九十天。还不够，钥匙还你。”
金鸥没有让我一夜发财。它只是按时付了第一笔本来没人相信能付的钱。
半年后，门外十二间空铺租出七间。夜宵摊、摩托铺和理发店都把打烊时间推到午夜。供货商来续约，不再去白鹭找顾北山，而是坐到金鸥那张旧圆桌前等我。
有人说，我用一张桌子买下半条街。其实街上没有一张房契姓贺。我只是让那里的灯多亮了几个小时，让桌边九个人拿到了到期的钱。
年底续租，老阮在承租人一栏写下“贺青川”，把印泥推过来。
“川老板，”老阮说，“该按手印了。”
我二十三岁，第一次听人这样叫我。桌下还是那双开过口的胶鞋，左脚鞋底补过两次。我把拇指按进红泥，忽然想起鱼市那一百三十枚铅封。
别人可以改口，收到手里的钱、收过货的单据和转过一次的钥匙，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