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牌，上面只刻“第一趟”。孙茂说，他不是我们第一家客户，也不是最大一家，但在车不够时，我们先把最远的一家送到了。阿木把铜牌钉在北郊铁皮棚，下面挂当天六辆车的钥匙。
我当时喜欢这句话，甚至把它当成自己守信的证明。后来产业增加，铜牌越来越多，我才明白先送最远的一家也会有代价。近处的人若总被要求理解，时间久了，理解便会变成另一种欠账。
二〇〇一年春天，赵坤在白鹭等了我三次。我都在南岬或北线，没有与他见面。第四次，他不再等，直接买下我们常用酒仓隔壁的库房，又请老阮喝了一夜酒。
仓库起火以前，赵坤已经开始替我算那条最远的路值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