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山第一次要求停用我的名字，是因为母亲在电话里把他叫成了贺先生。
老阮的姐姐住在外地，很少来澜城。二〇〇六年春，她到河亭看儿子，在办事处门口听见供应商喊“贺经理”，回去便问老阮，阮文山是不是欠了别人的钱，连名字都不能用自己的。老阮没有解释，直接把电话打给我。
他问：“你借我侄子这张脸，打算借到哪年？”
我没有资格怪他语气。十七份文件经过更名，外部称呼却仍在。河内系统的负责人是我，阮文山到场；北线仓库新照片有两张，一些老供应商只认其中有疤的那张。我们一直说逐步纠正，逐步成了没有日期的拖延。
阮文山回白鹭，与我、黎真、老阮坐在旧圆桌。他带来所有仍在手中的授权、工作牌和两枚停用章样。每份按日期排好，没有少。
阮文山说：“我不再签贺青川，也不再让别人这样叫。已做完的单，我认自己经办；以后北线若只认这个名字，就换人。”
我问他是否仍愿留在公司。
他回答：“愿意开车，也愿意做项目。只是我要用阮文山拿工资、担责任。做不到，就离开。”
条件不高，执行却会让四处业务短期停顿。河内负责人变更需要我现场办理；两家供应商的信用额度与“贺先生”绑定；三十七码头虽已改章，历史纠纷仍找他；长期货运合同若换实际经办，要重新评估保证。
赵坤得知后认为阮文山在公司最忙时要价。他说若他只是要真名，早几年便可提；现在外地业务稳定，突然退出，等于用自己不可替代来换位置或钱。
阮文山没有要求加薪、股份或补偿。老阮却提出，过去四年他承担身份风险，应一次支付二十万元。我不同意把名字按年定价。授权有报酬，项目有奖金，若确有额外责任可逐份核；用一个总价买下过去，只会再造一张十二万元收据。
老阮拍桌离开。阮文山留着，反而同意逐份核。他说母亲要的不是钱，是别人问她儿子叫什么时，她不必先看公司怎么写。
我们给退出设九十天。第一天起停止新增代签；三十天内通知所有合作方；六十天完成现场经办交接；九十天更换河内登记。拒绝更名的合同到期不续，除非改由我本人真实签署。阮文山在交接期照原工资与职位，不因提出退出减少权限，也不能私自带走原件。
第一家供应商接受，只把赊账额度降一半。第二家要求我亲自到北线见面。我去了，对方老板看见我后说，四年里从未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