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件与新记要互相解释，有现存权益。临车七附件没有现存合同。两张不一样。”
他没有被说服。老阮担心公司不断更新规则，旧人的证据会一件件变成“只供参考”。他把十二万元收据从家中保险盒取出，重新做了一份复印，原件交给姐姐保管。阮文山虽已离职，也知道存放位置。
这次动作让更多人知道收据仍在。外部账房、杜海、顾北山与老阮家属都接触过复印。假死当夜，杜海拿出的并非原件，而是一张附假条款的复制件；真正原件仍在老阮姐姐手里，后来用于比对纸质和签名。
临车七搜寻期间，北郊车场一个旧工具箱失踪。箱里没有钱，只有洪水后车辆照片、六辆旧车第一次上牌底片和几张司机手印样。杜海三天后在废料堆找到空箱，照片与底片少一部分。车场监控那周维修，许盛设备部派过人。
许盛提供维修名单，全能找到，没人承认碰工具箱。阿木认为有人在收集六辆车的早期材料，与查询记录吻合。我冻结旧车产权操作，任何复印必须黎真与阿木双签。日常运行不受影响。
对方若真准备过户，这次冻结应使他停下。没有人再查询，像线被剪断。我们以为预防有效，实际幕后人已经拿到足够的底盘号、签名样和旧权益说法，剩下只等一个可以启动的消息。
我开始考虑取消周年宴。不是怕有人在宴会动手，而是筹备把太多名单、座位、车辆和旧物集中。赵坤反对，说取消会让供应商以为公司内部出事。黎真建议缩成内部结算会，不展示敏感原件，负责人仍到场。
最终宴会保留四十桌，取消六辆旧车实物展、阮文山工作牌和原始账册，只展示复制品与公开线路图。车辆照常工作，原件封存。活动公司获得的信息比原方案少一半。
有人却已经在三周前订墓碑。无论我们后来删多少展品，他所需的死期、周年日和六十三处负责人到场都没变。
临车七少的那张联，在墓碑木箱底部只出现半页。纸边切得直，说明另一半还在某人手里。墓碑设计不是为了交回证据，而是让我们知道有人能碰到一九九九年最早的名单。
当时我只在缺失登记上签了名字。签完以后，黎真把“未找到”改成“确认外流风险”。两个说法相差不大，做事的人却会因此不同：未找到还可以等，确认外流就必须假设别人已经看过。
我们终于开始假设有人看过。可我们仍没有假设，那个人会先替我找一具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