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宴前一个月，外部账房完成老阮基础盘的第二次复核。
二〇〇二年新记要以后，原四十一家客户有十九家仍在，十八条路线保留十一条，六辆旧车继续运行；其他业务已转入扩展盘。一成二按基础盘实际净利支付，没有少，十二万元也按重组补偿列明。
账房建议把二〇〇一年旧收据与二〇〇二年新记要做最终合并，双方在同一结论上按手印，免得原件单独流通。赵坤愿意签，我也愿意。老阮拒绝。
他说：“账清，是这些年钱没少；手印补上，是让你们把当年那句含糊写成今天的明白。我不替过去的你按。”
我问他想要什么。老阮不要钱，也不要提高一成二。他只要求在公司历史中保留一句：二〇〇一年处理不完整，二〇〇二年以后才明确边界。不能写成从一开始便有完善协议。
赵坤认为这是一句无用的面子话。我同意写。公司若为了证明现在合规，把过去改成早就正确，下一次的人便不知道为什么要有新记要。
最终复核报告写下原句，三方签名。老阮仍不在旧收据“全部结清”处补手印，只在新报告骑缝按指纹。法律效果已足，旧纸缺口仍在。
杜海当时在场。他问老阮，若我突然死了，这笔权益由谁继续认。报告写基础盘公司按合同支付，不因负责人死亡终止；争议由独立审计，不以车辆抵偿。老阮说有这句便够，六辆车照常跑。
假死当夜杜海却拿另一份材料去搬六辆车。他不是不知道新报告，而是有人告诉他白六三原件被封、我已死亡、赵坤会借接管清掉老阮权益。杜海选择先占住看得见的车，再谈纸。他以保护旧权益为理由，做了协议明确禁止的事。
人知道规则，不等于恐惧来时仍信规则会有人执行。代理表、应急金和独立审计都是为了让大家不抢；可一旦所有人相信写规则的人死了，他们会先判断留下的人是否也认。
我让黎真在周年演练加入“创始人死亡”场景。三家酒店、车队、基础盘和合股公司分别回答。多数人知道日常继续、产权冻结，仍有十六名负责人认为应先把钥匙交给最强股东，九人认为谁持原件谁作主。
演练没有公布正确答案，只让律师和黎真逐项解释。杜海参加，签字确认六辆旧车不得因死讯移动。他后来在调查中承认，正因为签过，才知道伪造文件要写成“生前口授”，绕开死亡后的冻结。
这听起来像制度教会人钻制度。任何清楚边界都会同时告诉善意者怎样守、恶意者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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