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办法在假死当夜被照做了大半。二十七处交钥匙，十五处找赵坤，二十一处自行换锁或藏卡。阿木没有立刻抓人，而是让大家填表，正来自演练。公司没有在死讯后一小时散掉，也因此有人有时间露出更深动作。
熨衣工拿到模拟工资后，问若我其实没死，只是故意试人，测试期间多出的费用谁付。会议室第二次安静。
我回答：“由作出试探的人个人承担，不能进公司日常成本。”
黎真把这句写进章程。后来我的假死造成运输、退款、夜班与安保费用二十七万六，全部从个人分红扣，正是这条。规则在我动手以前，已经把代价写给我。
赵坤问我为何要回答得像真会假死。我说任何负责人都可能失联，原因不必预设。他看了我很久，黑玉戒指仍在右手。
顾北山没有参加这场演练。事后看章程，只在“确认身份”四字下划线。他说墓碑、死亡证明和一具穿同样衣服的尸体都不一定等于确认；要看谁认脸、谁认伤、谁认真名。
我以为他只是想到阮文山，没有追问。事实上北郊诊所已接过可疑电话，灰色小巴也碰过他。他知道有人在问一具可以与我名字相连的身体，却仍不确定会用来做什么。
周年宴邀请函在同一天寄出。六十三名负责人、合作方与员工代表都有，阮文山没有。第二天，酒店前台收到一张未署名回执，写：“贺青川会到。”
前台以为是我的确认，放进主桌文件。我没有填过那张回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