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十七份缺失原件是否也包括那几年。
我告诉老阮，八份缺失中确有两份落在早期车辆与酒店设备往来，现在仍不知位置。他把第三本记事簿往自己面前拉了一点，说比对可以，原本不交。儿子活着时已经替青川交过太多真名，死后不能再把所有字都锁进我的保险柜。
“不交。”我回答老阮，“我们只留有见证的照片。”
周萍用普通数码相机逐页拍，拍一页便让阮母在目录上画一笔。光线暗，她没有开强闪，怕旧圆珠笔反光，只把台灯移到侧面。共拍二十七页，其中九页有“贺青川代办”的早期写法。照片当天刻成两张光盘，一张由阮母收，一张封入白鹭比对袋；相机存储卡在双方见证下格式化，再由技术员出说明。做这些比直接拿走记事簿慢得多，却不会让阮家下一次只能相信我说没有改过。
离开前，阮母把桌上那张河内照片还给我。她没有问灰帽人是谁，只要求找到以后告诉他一件事：贺青川这个名字已经压死过一个阮文山，不能再拿阮文山的旧字证明自己活得应该。
回白鹭的路上，我坐在Innova后排看那二十七页目录。盛勇本来想绕开晚高峰，工作手机却不断响。车场问临时换胎，酒店问一名客人延期，仓库问替代酒品牌。过去我会逐个回答。那天我让周萍只记录是否有人按职责接住，不替他们转给我。
六个小时里，共十一通业务电话，没有一通真正需要我。车场由当班主管按检查表换胎，酒店按空房续住，仓库让客户在两种同价品牌里确认。只有白鹭内柜钥匙的夜间交接，因为黎真与我第二天都要离城，必须重新指定第三见证人。顾北山不愿碰新文件，最后由红姨担任，只见封条，不接触内容。
我不接电话，事情并没有因此停下。这个结果没有让我觉得自己多余，反而说明十月一日离开四天，不至于让工资、车和仓门重新等一张脸。
九月二十九日，吴程从河内发来一只牛皮纸袋。
袋里没有新照片，只有三样东西：八月十八日与二十七日的访客登记复印件、一张退货木箱编号表、四天临时查验许可。两次访客都使用写有“贺青川”的蓝皮证件，签名笔画与阮文山早期经办件相似；第二次来访时，白敏在备注栏写了“只问回程文件，不问货价”。木箱编号对应青川办事点一批退回澜城的旧布草与设备零件，原定八月十九日封箱，后来延到二十八日。
吴程在许可下面亲笔写了一句话：十月一日至四日，我能开我这边的门；门外的人，我不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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