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他二十出头，背着个蓝布包袱，里头全是书。他要去省城赶考，求功名。过这河的时候，风浪大，船晃得厉害。他吓得脸都白了，抱着包袱死死不撒手，嘴里念叨着‘圣贤书，不可湿’。我劝他，命比书金贵。他不听，说书里有他的前程。后来呢，他考中了，成了大官，坐着轿车回来的。又来渡河，那时候河上已经有桥了，但他非要坐船，说是怀念。我认出了他，问他还记得当年抱书的事不。他哈哈一笑，说当年年少无知。可我瞧着他，虽然穿着皮鞋，梳着大背头，精气神却不如当年那股拼命劲儿了。他过了河，当了官，买了田，可那股子从河对岸来的劲儿，没了。他丢了岸，只剩下一个空壳子在岸上晃荡。”
顾明远听得入神。这哪里是在说别人，分明是在说他自己。当年那个背着摄像机，发誓要拍出中国最好的纪录片的年轻人，何尝不是那个抱着蓝布包袱的读书人？如今他有了名气，有了地位，可那份初心，那份对影像的敬畏，不也像那书生丢失的“岸”一样，不知何时已荡然无存了吗？
“第二个，”老人没理会顾明远的失神，继续抽着烟，“是个生意人。那会儿刚改革开放，他胆子大，从南边贩了些洋火、洋布过来，想运到北边去卖。这河是必经之路。那次也是运气不好，船到河心，触了暗礁，船翻了。他啥也没抓着，就抱了块船板，在冷水里漂了三天三夜。硬是命大，漂回了岸边，捡回一条命。可自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坐船，甚至不敢靠近河边。后来他发了大财，成了方圆几百里的大户，可只要一听人说‘河’字，脸就白。他活着，可那股子胆气，早被那场大水给淹死了。他活下来了，却再也不敢下水，一辈子困在了岸上。”
顾明远低下头，看着自己握紧的拳头。他觉得自己像极了这个商人。苏眠的出现，就像那场翻船的事故，将他精心构建的生活打入谷底。他害怕了，退缩了，用沉默和逃避来保护自己，以为这样就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可这种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他不敢再触碰真实，不敢再面对情感，就像商人不敢再下水一样。
“第三个，”老人的声音忽然变得柔和了一些，“是个画画的。那会儿穷，他背着画夹子，在河边一坐就是一整天。他画河，画船，画我这老头子。他不渡河，就在这一边画。画了十年，二十年，头发画白了，眼睛画花了。别人问他，为啥不过河去看看对岸的风景？他说，河在这，我在这，这就够了。他画了一辈子河，河也过了一辈子他。他没挪窝，可河水的纹路、四季的颜色、早晚的光影，都进了他的画里，也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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