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乡团各务，亦思亲奉提命，冀有禀承。只以茶陵土匪，窜据城垣。近闻裹胁颇多。此间安仁、衡山、酃攸等县，风鹤相惊，文报沓至，衡郡无不讹言。一有动摇，恐居民献率迁徙。且王县丞錱约日内來衡，与国藩面商一切。近剿茶陵之匪，远某兴义之师，亦须留此与之熟商。函丈在望，不获亲炙，怅歉奚如！”至此，曾国藩笔锋一转：“春间与乡人细究团练一事，咸以为‘团练’二字当分为两层。‘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养丁请师，制旗造械，为费较多，乡人往往疑畏不行。今‘练’或择人而举，‘团’则宜遍地兴办。总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绝勾引为先务。遂设一审案局，与乡人约：凡捆送会匪、教匪、抢犯來者，立予正法。前后杀戮二百余人，强半皆绅耆擒拿。”曾国藩又谈起永顺协与辰字营械斗的事，在曾国藩看來，就算他不提，骆秉章与鲍起豹也要对吴文鎔谈起这事：“八月初四，永顺兵与长勇以赌博细故，又执旗吹号，下城开仗。国藩以屡次称兵内斗，将來何以御敌？思按军法治之。兹文甫出，而有初六夜之变，毁坏馆室，杀伤门丁。国藩思据实入告，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方寸窃所不安；欲隐忍濡迹长沙，则平日本以虚声弹压匪徒，一日挫损，鼠辈行将跳踯自恣，初终恐难一律。是以抽掣转移，急为衡州之行。”谈到当前军务，曾国藩这样写道：“至于粤匪猖獗，神人共愤。国藩虽愚昧闲散，亦未尝须臾忘灭贼之事。痛夫今日之兵，东调五十，西调一百；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胜则想忌，败不相救，万无成功之一日。意欲练成一万，以资廓清扫荡之具。顷有与江岷樵、王璞山各一书。璞山亦有书來，若合符契，兹并录呈清览，吾师视之，亦足以察微志之所在，惟捐项极难，事不遂就，尚求秘而不宣！至幸！至幸！本拟遣厉伯符大令至省迎谒，道达一切，因恐大旗东指，是以缕书奉闻！盐虽繁冗，尚不百一！”
回到武昌的当天，吴文鎔又给朝廷加拜一折，以“武昌兵单，粤匪势众，情形万分危急”为由，奏请饬命曾国藩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
在吴文鎔看來，恩师受困，身为弟子门生，断无袖手旁观之理。吴文鎔甚至认为，有些事情，就算自己不提，曾国藩都该主动來做。天真的吴文鎔，这时把战争想象的，跟写八股文章一样容易。
众王大臣会商了一天，议到日落西山多时，最终也沒有议出切实可行的好办法。
咸丰饿得不行，传旨御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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