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儒不思进取，他们穷其一生，基本上就是抱残守缺，不敢越雷池一步。
外敌侵扰的危机，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更是令那些没有融会贯通理解天理的当政者不知所措，这些送回起来，就给那些奸臣提供了肥腴的土壤，使得他们可以在昏君的纵容下为所欲为。
这种形态，同时也为昏君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让他们得不到好的指引和管束，故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凭一己私欲，挥霍民脂民膏，甚至将积聚的财富拱手送给敌人，更甚者杀死民族脊梁抗敌英雄。
这个时候，宋代的那些所谓文学大家鸿儒泰斗却在那里赏花吟诗，不是执迷不悟，就是意志消沉，独善其身，岂不是在雕虫小技上抖机灵，在国家生死存亡上愚不可及？
他们的所有功效，不过譬如南唐后主，亡国之君连惨渡人生都不可得，空留几句亡国之音，猪狗般死去。
因为窃夺别人国柄的赵匡胤心中将别人都当作假想敌，因为所有文人都甘当附庸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立场，故此设立了君权至上，君权之下不求效率，只求安全第一，互相扯皮，从最高的庙堂开始，一直到下面的地方政权，都是内斗不止，成了党派都争的场所，正人君子没有立足之地，奸佞削人横行官场。
军政之外，最惨烈的战场发生在那些官员聚集之所，以至于形成了党派之争，从此以后，一切都是为了党派利益，党派利益成了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即使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金科玉律就成了第二等因素。
因为第一因素变成你首先必须是我的同党成员，你才有机会成为臣子，否则你就是奸佞。
然后，他们才去全力以赴地争取皇上的支持，让本届天子成为他们那一党的天子，那一朝的臣子，全部是他们的同党成员。
由此可知，一旦党派之争主导了朝政，不管是皇上，还是大臣，就用党派利益取代了宋朝国家利益。
这也就是说，党派利益的出现和如此重要，关键原因是违背天理。
没有党派之争之前，尽管许多时候宋代也不符合天道，但是他们还是往天道上努力的。自从党派斗争泛滥以后，天理的方向就被放弃，目标方向变成了党派利益。
至于党派目标是不是符合天理，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或然性的目标，比如蔡京和秦桧一类，他们只会打压异己，实现自己的私欲目标，天理他们想都不想，也没有功夫想。
那些奸佞不甘心受死，还伺机反扑，镇压他们就够我忙，天理？存不存在都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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