僚制度的改革。他改革的具体措施是依靠选派官员完成特殊使命。庆历三年，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转运使，到地方上去澄清吏治，自己则坐镇京城里，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翻开花名册，对不称职者，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同时，留意选拔合适人选，既得人，则委逐路自择知州，不任事者，奏罢之，公权择通判人。在这样比较严格考察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官员被除了名，一批有才干的人被提拔到了重要的岗位。显而易见，这些施政触动了相关官员一直就得到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抗。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了恩养士大夫的国策，扩大了中、高级官员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都有一大批官员子孙获得官衔。但这些官员大多素质低下，无所作为，使得需要他们操作的各级管理职能难以正常运营，同时。大量冗员还加重了宋代的积贫现象。受到影响的人和潜在的同级官员阶层此坚决反对，于是联合起来，对范仲淹等改革派进行诽谤和诬陷，并且愈演愈烈，他们说范仲淹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这就构成了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状。虽然宋仁宗对朋党之罪可能未必相信，但在反对派如此强大的势力下，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同样范仲淹卸责，变法以失败结束。这是一次没有成功的试验。范仲淹目光远大，在吏治问题还不太严重时就抓吏治是正确的，但过于理想化，打击面太大、太急，阻力就大，以致在官员当中无法获得需要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自己引退，维护了朝堂秩序的稳定，也没有造成社会动荡不安，随后，出现了庆历之治和嘉祜之治短暂好转，另一方面，问题也在逐步恶化，吏治没有改善，财政逐步出现赤字，引致一场更大的改革，就是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
对庆历变法本身的基本评判庆历变法的主旨是改进吏治，所以只有范仲淹改革十条中前四条有关，它们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根据它们的内容和实质，庆历变法只涉及差派官的选拔和考核以及进入候选官吏的科考途径。可见庆历变法的诉求不是对整个冗官的解决，也就是即使庆历变法获得完全的成功，也没有解决最基本的冗员问题。同时，提高官员的效率和改善后备官吏来源，也并没有针对冗员本身，效率提高，只能说给减少冗员提供了可能。但是从宋朝一开始的职官制度设置，效率就不是重点，重点是互相牵制保证皇室统治的安全，它的各级管辖从京都到地方的分权、文武高度分开，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还有剥夺军职给官给田都是捅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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