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才是宋朝体制的根本，没有可能触及的。所以，庆历变法目的也不是解决三冗，而是提高参与统治的各级官员的执政效率，只有在这个层面才会引起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和惯常的官吏考核是重合的功能，范仲淹没有必要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替换的那些渎职官员难道不应该在例行考核中被撤职？这是在智慧上的不足。这些缺点使得变法在小范围内也没有实现变法的目的。而仁宗的动摇、范仲淹的软弱，甚至造成变法根本就没有形成核心力量，焉能不失败。
熙宁变法庆历新政二十六年以后，也就是熙宁二年开始了王安石变法。这时候，宋朝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日趋严重，北宋的衰颓日甚一日。相比较而言，熙宁初开始出现国库收入下滑现象。熙宁之前的几年，国库这部分已出现赤字，需要内库支助。为了解决问题，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再一次倡导变法。但是王安石对北宋社会的认识，他的变法的目的却与范仲淹却大相径庭。王安石认为：北宋的主要问题是不会理财，变法应在生财、理财上下功夫。而官吏政治的**，不是主要问题。反而应该普遍加俸，厚禄养廉，使官员感受到改革的好处，争取他们支持经济变法，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不是解决三冗问题，而是在客观事实杀官扩大了三冗。而本来由于三冗引起的社会矛盾，不但未能受到限制，反而受到怂恿而更加扩大，而且深入到朝堂上，让从皇上到大臣到各级官吏所有人都犬儒其中。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以理财为方今先急，为了增加税赋受人，在制定法规、选用官员方面都将能不能增加收入放在重大位置上。早在嘉祐四年，王安石在写给宋仁宗赵祯的《言事书》中曾经概括地举述了存在于北宋中叶的严重问题，以及造成这种问题的总根源，但是皇上和主政大臣却没有任何反应。直到十年以后的熙宁二年，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才终于受到了神宗的重视，王安石才聚合吕惠卿、曾布等人，先后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新法。为了保证变法的顺利实施，他们另设一个为新法制定法规的新机构，名称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来在群臣反对下，取消条例司，又将权力转到司农寺。新法以理财为先，主要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主要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保甲法和保马法等法令。这些法规和相应施政，初衷是从生产着眼，减轻小农负担，抑制豪强兼并，因天下之力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