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退以后，搜索名单全部收回，车辆单却少了一页。当时三十多辆借来的车、船混在一起，有两本账被水冲烂，我们把那张纸当成耗损，从未追过是谁带走。
黎真记得那套单子，却记不清编号。她说金鸥后台可能还有灾后结算簿，因为当年借车的钱从金鸥票房支出，顾北山不许没有回单就平账。那本簿子后来与老票根一起锁进三锁票箱，箱子留在金鸥二楼放映间，十年没有挪动。
我们没有从正门过去。零点五十八分，一辆给冷库送冰的蓝色小货车停在后巷，我和黎真坐在空泡沫箱之间，由卸货口进了金鸥。楼下已经清场，吧台只留一盏灯。旧舞池拆成宴会厅以后，二楼放映间一直没改，木门受潮，推开时发出很长的一声响。
那张旧圆桌竖靠在墙边，桌腿包着麻布。十一年前，我用三十块钱与半月免酒坐上它；后来换了办公室、会议厅与长桌，它却始终没有丢。桌后是蒙灰的铁皮票箱，正面并排三把锁。第一把钥匙在我这里，第二把由黎真保管，第三把跟着阿木。阿木人在旧港，钥匙不可能在天亮前送来。
黎真问我：“砸不砸？”
我看了那三把锁一会儿，让她先不要动。三锁不是为了防贼，是为了让我们三个人谁也不能背着另外两个人拿钱。若我一死就亲手砸开它，锁住的那点规矩也会随我一起死。
结算簿不在票箱里。顾北山把需要经常核对的账塞在票箱与墙之间，外面包着一张一九九八年的电影海报。黎真拉出那一摞纸，灰尘落在她手背上。我们翻到一九九九年八月，八张搜索队回单都在，第七张之后夹着一张薄薄的车辆结算索引。
索引上共有九个编号，从“临车一”排到“临车九”。其余八张后面都盖着结清章，只有“临车七”写了四个小字：原单未回。领单人一栏不是车队司机，而是一个完整的名字——阮德成。
那是老阮的全名。
“临车七”调用过两艘木船、四辆货车和一台发电机。备注栏写着“北线转运，另附七人联络表”。七个人中，前六个很可能就是墓碑暗格里那六个名字。赵坤的字迹颜色更深，是因为他的货车与发电机到得晚，洪水第三天才补进联络表。至于第七个人，不必写在名单末尾也能调动所有车辆——领走整张单子的老阮自己就是第七个。
这只是最顺的一种解释，却顺得像专门铺在我面前的一条路。顾北山失踪，算盘被放进货车；老阮领走的复写纸出现在墓碑；北郊六辆旧车又在我“死”后开往他熟悉的东平码头。每一样都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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