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起意。他们至少提前数日量过车身、抄过编号，也知道我的死讯一出，哪六辆车会最先失去看守。
跟车的人拍到杜海进入面粉仓。他没有戴帽子，也没有躲镜头，像是在执行一件早已合法的事。十分钟后，杜海给黎真发来短信，声称六辆车是按“贺先生生前口授”移交，以抵偿一笔二〇〇一年未结清的运输权益。若公司有异议，上午九点去旧商会见证处看原始协议。
二〇〇一年这四个数字让我停了一下。
那笔十二万元后来经过二〇〇二年新记要与二〇〇八年复核，基础盘的一成二、扩展盘的边界和旧收据缺口都已写清。可老阮始终不肯在旧收据“全部结清”处补最后一个手印。有人绕开整本新报告，只拿这张缺口尚在的旧纸，替它加了一段从未存在的抵车条款。
有人不是在抢六辆旧车，而是在翻一笔七年前的账。
四点零四分，黎真的私人电话终于响了。号码没有登记，接通后却是老阮的声音。他那边很安静，听不见车，也听不见风。
黎真先问：“阮叔，你在哪里？”
老阮没有回答位置，只说三辆诱饵车都是他下午亲自检查，司机与安保名单没有问题。东门那辆车离开酒店后，在高架桥下停过四十七秒。跟车的人被一辆横穿的冷藏车挡住，陌生男人与失踪安保很可能在那里换上车。
黎真问老阮为何不向阿木报告。老阮回答，他的人刚找到高架桥下丢弃的制服，手机又一直被人跟踪，只能换号码。接着，他让黎真不要去旧商会，也不要碰面粉仓里的六辆车。
我坐在旧圆桌边，没有出声。黎真开了免提，把手机放在结算簿上。老阮停了几秒，像知道屋里还有人在听。
老阮说：“墓碑里的那张纸，是我领走的。”
黎真追问：“纸为什么到了墓碑里？”
老阮仍不解释，只说顾北山没有死，至少昨晚十点以前还活着。要见顾北山，就让黎真上午九点带三锁票箱去旧商会，只能她一个人到场。
黎真问：“如果川还活着呢？”
电话那端又静了片刻。老阮再开口时，声音比刚才低：“那就告诉贺青川，第七个名字不是我。是他自己把那个人从账上抹掉了。”
通话随即中断。
我抬头看向墙边的三锁票箱。七年前那笔一次结算、六辆正在被拆牌的旧车、墓碑里被撕掉的名字，终于连成了一条线。那条线没有把我带向老阮，反而绕回我亲手签过的账。
…。。